柴静的书-人世间

人  世  间

天地不仁
宇宙洪荒
人的存在犹如电光石火
而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展
人间世中
就亮起一盏亘古不灭的灯火

梦里不知身是客

一
每个少年都爱异乡人的传奇岁月，然而身历其中，少了平实细密的生活质地，再强烈的悲欢也只留下影影绰绰的印象。那一点稀薄的怅惘，就是所谓的“天涯若梦中行耳”。
有次深夜下了节目，匆匆地收拾书信磁带，一侧脸，玻璃窗上映着我的影子，只看到脸的上半部，仍然是十四五岁时的面容，什么都没变。窗外月华无声，过去的，只是浩浩荡荡的年华。
一定要追本溯源的话，我与广播的牵连便从那时开始。北方的黄昏总是拉得很长，夏天的帘子挂着，被晒得褪了色。外面人语喧哗，我们住在母亲执教的学校里，每天都有大群的小孩子在院子里玩。我从早到晚地开着收音机，偶尔听“中广”，听的多的是“亚洲之声”。“吴瑞文、谢德莎、申婉、林贤正”，隔了海，也觉得那名字里有家常般的亲切。屋子里光线很暗，白天也开着台灯，写字台上面的墙上，挂的是美丽的画——雪白的窗台、打开的窗、漫山遍野的蔚蓝——那是当时的我能够幻想出的惟一的未来。没有人顾得及我，我也就自顾自地过下去了。
   
二
到长沙念书十分偶然。母亲只担心我从不吃米饭的，但想想至多受几年的苦就回来了，何况那一届同乡也多，也就放心让走了。火车咣当咣当走了3千里路，我们很多人第一次看到一片一片的湖水，十分惊喜。
我对大学时代殊无留恋，不过只有那段时间是有狂热梦想的。我被那种过分明亮的光照耀着，它暂时改变了我安静羞怯的天性。当时湖南省的电台里经济台是光芒四射的新锐，其中主持人的代表是《夜渡心河》的尚能，锋头一时无俩，在大学生中亦是十分响亮的话题。有次我参加的比赛，他是评委之一，给了我最高分。这大概让当时的我有足够的勇气写信给他，希望可以做暑假的客座主持，信写得十分文艺腔，还附上了所获的种种奖誉。可笑，也有几分“世路无忌”的大胆与诚恳。
他很快给了回音，要去面试。几年之后我仍清晰地记得那个下午——十分暑热，我穿着海军蓝的裙子，背着同色的双肩包，一路问过去，到处是嗡嗡的、不相识的人群，太阳把柏油路面晒得软粘粘的，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以后很长时间我每天途经那条路时还免不了那种怔忡不安的印象。
后来的那个暑假很吃了一些苦，但因为年轻，连痛苦也成了诗意的一部分。一个人住在高高的6楼顶端，养着一盆半枯的兰花，不由时时想起李贺的“我生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谢如枯兰”。高楼上时常断电停水，但一到傍晚，就一定有一场大雷雨。把花搬出去浇一浇，可以看到满天的暗云滚动奔跑，飞鸟就在身边惊惶逃窜，我张开双臂，把手插到粗糙的、新鲜的、迎面而来的、浩浩的风里。
我做的节目在深夜的最后半个小时，我叫它《另一种声音》，是那个年龄的梦想，苍白、洁净。下了节目骑车回去，有时候夜里下一点仓惶的雨，飞灰似的轻微的一点，寒丝丝的，钻到眼睛里，在那一点孤单的凉意中十分清楚地觉得自己的手、自己的呼吸、自己的存在。
我一直是有些女学生气的，电波里的声音也大致是这样。虽然只是谦卑，但乍听上去却是无来由的狷介，其实只是于人情世故不大通。从小至大与人的对话都是客气而有限，“好”、“谢谢”、“对不起”。面对面低低头就过去了，别人看着我，眼睛里也有隔了几千里的神色。对着话筒，因为有了安全的距离，倒是可以说说心腹话，也常有知己之感。
《另一种声音》只做到9月份，最后一期在中秋节，再不无眷恋也到了结束的时候，说的那些话与音乐传到风里去只是一些细小的声音，在万家灯火的夜晚渐渐低了下去。两年之后，有人抄了那晚的开场白给我——她一直保留着那期节目的录音。那种心情，像是和失散了多年的一个亲人重逢。尘满面、鬓如霜了，当初那点心还看得分明。在日后的忧愁负担里，还是石子一样青色的一点回忆。
  
三
毕业考过了，都在打点行装，谁都装着没看见分别，只嚷嚷着自由了，但那种自由的压力越来越沉重，临到头了大家都惶恐起来，我和同寝室的女生每晚外出看影碟到凌晨，回来“啪啪啪”拍门——像一个人喝醉之后的放肆。开门的阿姨也并不恼，脸上有一丝怜悯的神气——离别她看得多了，然而还是不免凄凉。我总是最后留下来的那个，父母尽管惊诧生气，也总想着吃上几年苦自然就回来了，也就任由我去。这时候我已经在文艺台做了半年的节目，是知道开办文艺台的消息时自己跟台长联系的——我难得有这样的机灵，但其实也只是下意识的举动。安身立命的大事在这样偶然的一念之间，想想不免有些惘然。
全新的电台总是有意无意地给了年轻人鼓励，有自己的办公室、自己的桌子，就有生了根的感觉。下午的阳光大片大片地铺在桌上，宽大的水磨地，窗子上的蓝布幔子，都是老东西，但看着有一种清新的喜意。播音间自然换了，我把双肘搁在调音台厚厚的皮子上，“这次是我的了”，我喜不自胜。
起初做的是流行音乐，因为是做惯了的。但凡事到了熟极而流那个程度，用的心就少些。我感兴趣的还是人——他们的悲愁，他们的笑，他们的沉默。不久之后我在《相约在黄昏》里接触到了这些人。那只是一档简单的点歌节目，但却像是一出出世态剧，每个人说的各不相干，打成一片就是现实里一个个活色生香的人，喜乐哀愁都是真的。浓厚的空气里有几分“天涯若比邻”的味道。下了节目天还没有黑，暮色苍茫的云海边缘含着一半没有坠下去的落日，是心底那一点微温的红色。
那时我在外面租了房子，每晚骑车回去，在门口的小木房子里吃一碗滚热的白粥，勺子在碗底擦着沙沙的糖粒，有一小碟榨菜，十分可口。吃完了也还恋着黯黄的灯光和街上直泼进来的闹嚷嚷的人声，不肯回去。不上节目的休息日，一遍一遍地拖着地板，在空荡荡的屋子里走来走去。有月亮的晚上，楼下嘈杂的市声渐渐沉淀下去，越发觉得那房间满满的都是虚空。地上一点月光的影子，有香烟的烟雾那种迷离的蓝。我想我要做一个深夜的节目。
    
四
我终于如愿以偿地得到《夜色温柔》时，是1995年的l0月1日，中秋节之后没有多久。那个秋天有一种十分洁净的快乐，我常常把刚摘下的新鲜的桂花带进直播室。那是秋天，一年中最好的季节，金色的稀稀朗朗的桂子在高高的天底下摇着，有时候沙沙地落一阵子，像骤雨一样披在行人的身上。走在人群里四面八方都是乱纷纷的人，可他们现在是自己人了。我知道我是被爱着的，那爱不染渣滓，是深秋里干干净净的
天。即使在深夜，满天水钻一样晶明的星子的后面，也还是这天，不会变。
大抵一个异乡人年长后再要融进一个城市，倒不是意志的问题，因为有距离，彼此看得分明，不容易爱起来吧。往往心灰意懒，只有拼命练就铜头铁骨，在世俗名利场中，  “虽千万人吾往矣”。当然这不是不令人佩服的，然而总不免悲凉。不过做电台节目却有一种“世法平等”的味道，寂寞的人，谁跟谁都没有不同，在节目里看得多的倒是相似的灵魂。
很久以前节目中有位听众说起旧事，文革时他还是少年，饥饿之中偷吃人家园子里的胡萝卜，一面被人追打，一面往嘴里塞。几十年后他一切都有，还一遍遍低声说，“我忘不了”，话语中仍有当年涕泪交流的酸楚，多年后的耿耿于怀只为无人肯给一个少年些许的慈悲，至今想起还是忧患如新，令人悲悯。在节目中听得多的就是这样寻常的世俗悲欢，日子久了，就有了一份朴素的知心。原先的讥讽、炫智与浮华到后来都化为一点温柔敦厚的同情，像是古人说的“如得其情，哀矜而勿喜”。
后来几年的冬天都下了大雪，在屋子当中生了一个小炭盆，隐隐的红的火，看不到火焰，都窝在灰里头焐着，上头坐着一点胡子酒。冰天雪地里格外觉察到这点暖意。让我想起节目中一个听众讲的故事，他少时贫寒，读书要翻山越岭，有天大雪中他和邻家女伴同行，朔雪寒风中，终于体力不支昏倒，醒来时，发觉自己双脚被包在那女孩怀中，她在昏迷时仍紧紧护住他的双脚。静夜里他将幼年事缓缓说来，字字分明，令人心酸眼热。寒微素朴、困厄危难中，方见命运之无常、血身之伟大。
所谓的爱，不过是如此。
有一次傍晚下了雨，匆匆地赶车回家，站在公共汽车的窗口，头顶密密的叶子响，天光还很亮，仰头望上去，天白茫茫地像极“天道无亲”。车经过劳动路时，有一段残破的白墙上刷着几个鲜红的大字，“我住长沙，我爱长沙”。世界像落雨的荒原，这残垣断壁上却刻着红底金字的爱。满车的人在雨里奇异地沉默着，我忍了很久的泪，还是落了下来。
   

告白
开始做谈话节目的时候，湖南的热线直播节目已日趋式微。综艺与谈心节目中热线参与过强的目的性损害了听众与主持人的热情，电台开始谨慎和有节制地运用热线电话的介入。不过我始终喜爱这一方式，它将人群聚拢在一起。使一个人的喃喃自语成为面向世界的告白。
有次看张爱玲《对照记》，说她永远没有摆脱那个尴尬的年龄。“夫人不言、言必有失”，令人莞尔。仿佛替现实世界里“沉默的大多数”说了心腹话。倒是在广播中，“夜深闻私语，月落如金盆”的时刻，因为有了安全的距离，反而可以倾心吐胆，所谈的也都是私人的切身体验，个中欢喜悲哀、感伤讽刺。在静夜里听来让人万感交集。
某夜在节目中谈论《单身生活》。一位盲人说起他一生中两段单身生活。他幼时因病失明，父母疼爱弟弟对他不免厌弃。他工作后第一件事是搬出家门，开始穷窘寒苦的单身生活，惟一的寄望是将来某日可以有自己的温暖家庭。可是婚后几个月他却开始了第二段单身生活，岳母借口他无法照料怀孕的妻子将女儿接回家，孩子出生后仍不许他探望。那是冬天，他常在寒夜冷雨中，摸索到岳母家门前，侧耳细听妻儿的呼吸声，临走时将一枚纽扣夹在门缝里，告诉妻子他来过了。等他再见到骨肉至亲时儿子已经1岁多。静夜里他温和地细说当年事，一切沧海一样翻卷的痛苦都过去了，只有那一抹凄凉的满足，思之令人落泪。
节目中听到的多是这样寻常的世态人情，悲喜参半的生活，十分浓郁的人生味，却是可以掷地有金石之声的。
日子久了。节目中就有了一份家常的平实亲切，人生的喜怒哀乐不过是那几种，所有的人都负荷着共同的生命重担，仅只这一点，就是十分可亲可感的。我渐渐明白为什么那些从这个城市离去的人，仍会在深夜从上海、北京、香港甚至西藏打来电话，也许只有这种方式才能勾连起与过去岁月的联系，在滔滔的似水流年中印证自身的存在。其实隔了这么久的苍茫变迁，很多话也无从说起，然而沉默中还是有一种奇异的了解，像中国画里“墨痕断处听江流”。
生命如散落在河岸上的碎金闪烁的颗粒，一个主持人要做的，就是收捡它们，恢复其天然的完整，恢复平庸卑微的生活中最珍贵的光明、幻影和美。


最后一夜
年年到了毕业生离校的时候，真有些怕做节目，最怕电话那端有人说，“这是最后一夜听你的节目。”
其实离别是早已等在那里的，只是事先谁都别过脸去不看。只异口同声地说忙——忙着办离校手续，忙着大包小包地搬运行李，忙着写漂亮的留言，忙着憧憬未来，连平日壁垒森严的女生宿舍也热闹非凡地忙着——连照毕业相都是个节目，大家都乘着兴说，“喜欢这样的情形。比较地像现代人的情感——理性、实际。”
然而这一刻还是来了，像有一只无形的手，在静夜里轻轻地叩一下窗，鼎沸的人声忽然安静下来——哦，最后一夜了吗?
事先准备的悲泣喜笑，一切的情绪、对白都落了空，只有一瞬间的静默。我将话筒关掉，推上CD键，是那只英文老歌，“早些时候，我们说好要去寻找一条河流……”暗哑的男声衬着干干净净的萨克斯风，在夜里飘来荡去，“早些时候……”
……早些时候，大家都未来得及学会掩饰心中真意。毕业压力如芒刺在背，他们犹有余暇去听支好曲子，看一场值得看的电影。再忙里偷闲写封信来说给我听，草草几行字，不落上下款，似稳熟的老友，看了忍不住要微笑。
……再早些时候，还是他们，初初经历人世风霜，巨细无遗地写了长长的信来，说不尽的琐碎心事:爱或不爱。欺骗或背叛。第一次受伤。小小的啮咬着心的烦恼。信的末尾反反复复地问，“为什么?为什么呢?”
……更早些时候，也是他们，刚进大学，浅色的牛仔裤或布裙，眼白是浅蓝的，嘴唇嫩红。打电话给刚认识的电台主持人，叽叽呱呱地边笑边说，“昨天第一次参加通宵舞会，回来时空气新鲜得不能相信，不知道是做梦还是醒着。”
谁知道呢?或许4年就是这恍惚的一瞬?天亮了又黑了，已经是最后一夜，行李都捆扎好了，坐在空床板上，喝着很凉很凉的啤酒。电台里那只陈年旧曲还没有播完，琴声在夜里溅散得不可收拾。谁也不说话。最后一夜就要过去了。
明日?
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生于70年代
我出生于70年代，我的大多数听众亦如是。不久前我们曾在节目中谈起这个话题，试图为这一代人勾勒轮廓，但并没有得出结论，也许是因为我们仍太年青，年青得无法回过头去看清这一群体的全貌，无法在飘浮的空间里寻找到70年代应有的历史感。
一个年代总是不可避免地在一群人身上留下烙印，1976年出版的《这一代》将50年代出生的人称为“受伤的、迷惘的、思考的、被耽误的、战斗的。”张楚用一句话为他自己和所有出生于60年代的人定义——“我成长于理想破碎的年代”。现在，轮到我们为自己这一代命名，却在各种半昧不明的字眼面前踌躇不已。
我们从未经受集体性的巨大亢奋与失落，甚至没有属于自己的诗人、歌手可作代言人。在那晚节目中，一位24岁的听众说：“我渴望了解民族和文化的根源，但它们始终背对着我。”另一个年纪略长的说：  “我们这一代对人生一知半解。”最后一个打进电话的是个女孩，她说：“这一代人缺乏信仰，没有一种力量能将我们凝聚在一起。”我问她：“你可有信仰?”她沉默片刻引了一句王菲的歌词答我：“我只相信
爱情，希望有个幸福家庭。”
对世俗生活的肯定是这一代人共有的特质吧，巨大的变革发生于我们懵懂无知的少年期，无从反躬自省。等到成年时，我们已无暇旁顾，只能加快脚步，赶上飞速变化的世界。我们匆匆地上学、上班、赚钱、买房、结婚，成为最年青的市民，在生活表面急急游走，孤独地呼喊着擦身而过。我们天真又世故，对人生的了解破坏了对理想的信任，讽刺嘲笑了渴望，过分注重个人化的情绪体验以及市井生活的平庸气息阻碍了伟大的、卓尔不群的品格的诞生。
幸运的是，我们仍十分年青，未来仍会在不可测知之时掀起惊雷。


个中滋味
年初某新成立的演唱组赴港宣传，特意前去拜访刘德华请教成名秘诀，刘半笑半真地说：“喏，与我拍张合影，拿到街头巷尾给人看，立刻红。”——以为这是口气大?不不。如果依计而施又能够奏效，这便是江湖地位，公众人物人人梦寐求之。
有线台前段时间重播武侠经典《射雕英雄传》，咦?这烧杀抢掠的金兵甲何等面善?看看演职员表原来是刚出道的周星驰。忍不住大笑。今日的成名人物，个个都是从这般卑微的小角色演起，到了从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时，方可长舒一口气，睨傲万物，这种境地，人人趋之若狂。
从前做电台节目，采访一二三流歌手，有的日渐红了，说话姿态渐趋圆熟，且懂得揣摸大众心理，常发表言论，“其实，我希望过普通人的生活……”其辞若有憾焉，却不无骄傲，要大众十分留意、喜爱、崇拜之，才得享面孔路人皆知、毫无隐私可言的烦恼吧。当然，也不是没有副作用，如克林顿绯闻案。一失足成千古恨，遭国会弹劾，他仍作“日理万机”的大众偶像状，绝不挂冠求去——只要人在江湖，总有翻身机会，10年之后，谁还念念不忘这个男人品行不端、出尔反尔?
然而，公众人物惟一的敌人，恐怕也是时间吧?届时号召力渐衰，再恋栈着不肯走，也渐渐不大有人记得了。有聪明的，便走得早一点，在众人的眼泪、惋惜、挽留中去过“普通人的生活”——庭园恬淡、岁月不惊。至于背后是不是有隐忍的凄凉……他不说，也就没有人知道了。


孤单而顽强的身影
女过三十不好嫁?不不不，任何女人要嫁出去都易如反掌——只要肯降格以求。
30岁以后的单身女人常有料想不到的艳光，因为太清楚没有退路，老不得。时间像野兽追在身后，让人发急。眼前似锦的繁华都靠不住，靠得住的，只是一个男人，一点贴心的暖意。可是，就这样轻易俯就、草草嫁掉吗?真是不甘心——拖了这么些年，又为了什么呢?所以，一旦有恋爱的机会，往往拿出“拼将一生休”的决绝与刚烈。只不过，能爱的，大半是已有家室的男人，这些男人……不说也罢。女人就这样委屈、隐忍、毫无指望地爱着……日子过去了。
爱年青的男人吗?——李昂的小说里写过一个叫唐的女人，爱上一个小她10岁的鼓手，那男子也与她疑幻疑真地暧昧着，直到有天鼓手领回一个黑发大眼的少女，看到他蹲在那19岁女孩面前为她打鼓时认真热切的眼神，唐四肢冰凉转身离开。我们几个女人看到这一段都怵然心惊：哦?我们的未来衰败如斯吗?真不能想。
她们的将来我不知道，不过满街上的中年女人都是差不多的，谁愿意费力去辨认呢?
有天坐车经过东塘，身边朋友忽然指着窗外一个人给我看，我只来得及看到暮色中一个女人微仰着脸的侧影，“喏，就是她，37岁了还没结婚，说是要等真正爱她的男人出现。”朋友当笑话讲给我听，我却没来由地觉得有些悲怆。时间已经晚了，什么都在暮色中暗下去了，只有这个侧影，最顽强，也最孤单。


煎熬
我没见过那么不耐烦的脸。
他刚从一家五星级酒店离职一个月，一时没有称心工作，天天在家抽闷烟，世界杯也看不进去，我这个客人也跟着心中忐忑。
 “其实你用不着担心……”我试着开口。
 “不担心?”他一把拉开窗帘，指着对面摩托罗拉总部的簇新大厦，一脸的焦灼瞪着我：“他们都在工作，我呢?在这里受煎熬……”
北京庞大的车流人海在玻璃窗外静无声息地急急流淌，他不能容忍自己置身于这样的世界之外。这是个人人都在奔跑的时代，不明目的，不问意义，只要跟随人群就是方向。他焦急难耐，想要重回借以栖身的集体。
中国的第一代白领是在经济化浪潮中应运而生的，他们竭力逃离市井生活，为自己刚刚跻身的新阶层庆幸不已，他们在稠人广众中靠同一品牌相互辨认，在同一阶层聚集的酒吧举杯遥相致意，着迷地扮演自己、发现同伴。尽管这优越感因时代所限而显得有些滑稽，但除此之外，他们不能选择什么更有把握的东西。所以，尽管下岗不会在现实意义上影响到他们的生存和前景，但丧失了白领的身份标识，就意味着被这一集体革除，在动荡的世界上失去规范化的生活状态，回到自己可怜的“出身”里去。那些虚饰、故作姿态和强烈的功名心在市井生活面前脆弱无比，他们难掩形单影只的寂寞窘态，被投身一搏的人世欲望反复煎熬。
 “煎熬，煎熬”，他反复地说着这个词，泄气地倒坐在沙发上，窗外的光线暗下去了，对面那座大厦巨大的霓虹灯牌正无比灿烂地亮起来。


实只存在于现在
直播机房。红色的“ONAIR”的灯亮着，头顶的大灯直射下来，被强光笼罩的方寸之地如同浮在黑暗中的孤岛，我手中的信正念到“过去的时辰一旦逝去，认识真实的机会便不可再得”，在这时刻，一室如同一国，一夜如同一生，过去和将来都不存在，只有现在。
 “真实只存在于现在，”这是每次直播节目时我获得的强烈感受。从那些电话和书信里，可以察觉人在某种时刻才会展现的真正面貌，尽管传媒的公开性可能会破坏这种倾诉的纯洁感，但电台直播仍忠实地保留了某种现实的纪录性，引导我们深入陌生的人群。
人的一生中，一定有一些经验，是属于私人的，不会被剥夺，也无法与人分享。所以，倾诉在本质上是属于诗的——个人的、神秘的体验，孤独又丰满。
等到下了节目，午夜场已散，车向前开，路侧灯光如同流线，世界像是被长风吹打的荒原，节目中那些笑和泪都是身后急掠而过的灯，渐隐渐没在夜的背景。我忽然明白，某个人的丧失或某个时刻的逝去只如一颗星的刹那明灭，我们真正为之丧失的，是那个人独特而不可替代的私人特质，是那个时刻永不可重复的真实感，是那些在一瞬间奇妙地停留下来的感觉，是一旦被时空隔绝后，再也无法触及的距离。


偶像
小男孩，l0岁左右，眼里噙着饱饱的泪水。
他来电台领范晓萱长沙歌友会的入场券，最后一张也没赶上。不肯走，等在办公室门外，坐在书包上。我们去哄他，“下次别的明星来，一定帮你留张票，好不好?”他的眼泪终于流下来，“不，他们又不是我的偶像。”
我和同事对视一眼，谁也不忍心笑他。我们当年不也如此，谁没迷过国荣润发各色人等?一样矢志不渝、情比金坚。直至今日，我那几位女友，每逢某电视广告音乐起，一定大呼小叫，继而双眼迷离紧盯屏幕，只为看一眼周润发那横绝四海的笑容。
上周节目里，有个16岁的女孩说到偶像，她说她以前的偶像是温兆伦，前不久温兆伦到长沙来，她也去了现场，可是看着无数人尖叫着追索签名，她忽然察觉自己在人潮如海中的微小。那一瞬间的荒谬感让她沮丧、怀疑。她回家后锁起所有录相带、磁带，宣告结束自己的“偶像时代”。
这让我想起一位听众去年年底从北京寄来的长信。信中说他十四五岁时曾痴迷陈百强的歌，以后少小离家颠沛流离，再也没有听过。直到前几日，雪夜车上，忽然听到那首《一生不可自决》，“我没有自命洒脱，悲与喜无从识别……与不爱的年年月月，与相爱的为何分别，一生不可自决……”是少年时随口哼唱的曲调，此夜却才深解个中滋味，他的眼泪不由控制地顺着双颊流了下来。
我并没有把这故事讲给那16岁的女孩听。“偶像”，对一个少年来说，只不过是乏善可陈的世界里的一点传奇、一点浪漫、一点蠢蠢欲动的梦罢了，无甚紧要，也不关雅俗。珍贵的，倒是以后行年渐长，偶尔忆起时，那种“飘摇风雪夜，似是故人来”的心情。
那种心情一定是有些感伤，然而却是十分十分温暖的。留给她自己慢慢地印证吧。
那天，我们还是答应了那个哭泣的小男孩开歌友会时带他入场。看着他破涕为笑地离去，同事忽然说：“不知道他将来会不会觉得自己好笑!”
将来?
我拍拍他，“老兄，将来的事有谁知道?”


因为渴望倾诉
有一部叫做《红色》的电影，令人难忘。起始镜头是电话线缆飞快闪动，在高速的声光色影中从日内瓦湖下穿过，横越英吉利海峡，各种线路纵横交错，夹杂着人们说话的声音，最后到达目的地——却是忙音。
这个著名的镜头可以为“热线电话”作个图解。再现了在人声鼎沸的世界上每个人试图倾诉的欲望和无力感，不过，尽管大部分时间拨打热线时的忙音让人沮丧，热线电话半公开半隐匿的暧昧性仍令人乐此不疲，它让人既隐身于某一角落，又参与进这个世界并成为被倾听的对象。
我在北京的秋夜里听从前的谈话节目的录音，发觉当我作为一个听众而不是主持人时，更加能够凝神细听并用心领会那些电话中轻微的呼吸、一瞬间的犹疑以及平凡人在含混不清的告白中昭示的人生真相。热线电话就是这样通过传媒的公开性将人群聚拢在一起，把渺小的身世之感化为众人的普通经验。
然而，热线电话能够给我们的，仅此而已。无法寄望于《西雅图夜未眠》式的浪漫奇遇。那些简略而普通的内心剖白，只是城市人从孤独感中被解放出来的短暂刹那。他若有所思，但刚一失神，散场的时间已然来到。嘈嘈切切的人声归于沉寂，只有已熄灯锁门的直播间，不知是谁终于拨通了电话，铃声徒劳无望地响着，在黝黑深邃的夜里，微弱而清晰，一声又一声。


安全感
她是我的一个听众，24岁已有了自己一家美容院。偶尔打电话到节目里来，总是言笑晏晏，十分吸引人。
去年有期节目谈论《单身生活》，众人纷纷诉尽单身生活的凄惶，末了为了年纪为了钱为了寂寞匆匆地结了婚，“至少抓住一点安全感”，有人长吁一口气说。最后一个电话是她的，干净爽脆地说：“我有时间有够用的钱也够年青，只是找不到一个人值得爱。”
咦?举世滔滔，却无高手对阵，真是个骄傲的女子。
上周的节目主题是《等》。她第三个打电话进来报上名字，我怔了半晌才想起是谁——声音如此低婉，全不似她的风格。忙问她一年来可好，她轻笑一声：“我谈恋爱了。”
对方是一个年长她20岁的男人，是她女友的父亲。
 “我们认识几年了，真没想到会爱上他。”她的声音里有细若游丝的一缕暗香——不经意的、猝不及防的感情更加荡气回肠。市面萧条，两人生意均不好做，她放下手边事，为他打理一切。她的世界里只有他——等他工作间隙打电话给她；等他应酬之余来看她，他来不了，她宁可一个人过生日，落雨的街道上，独自走了一遍又一遍。
这样谦卑地爱一个人，大概她当初也没有料到，不过通常人总是这样，不为生活低头，就为爱低头，总不外乎是为了一个安稳的将来吧?
她不等我问，便说：“我们没谈过将来，他在这里发展得不顺利，打算回香港公司的原职。”——还是要等下去?可这样毫无依恃地等，又为了什么呢?这样没有安全感的爱情，只是一抹幻影，失去了都无从求证。而这鲜艳的女子居然并无怨意，让人略觉辛酸。
不不不。我忽然惊觉，或者，她爱的，便是这不安全感：寄居在流沙一样的爱情世界里，一面没顶地沉溺着，一面是透骨的清醒，似古诗中说“红炉一点雪”，再不能的凄凉，也再不能的明艳。
安全感?——这么笨的三个字，谁要?


旧爱
那次节目里有人告诉我，前几日他恰逢旧日恋人。两人对坐灯下，他不由心酸眼热地说起当年事，那女子听罢微微一笑说：“我没有你说的那样爱你，你也不像你想像中那样爱我。”
说的温和又坦白。“旧爱”便是这样，隔了遥远的时间、无数的世事变幻、一厢情愿的记忆……不是传奇也像传奇了。
上周节目里读到两封信。第一封是说她遇到闺中密友的前任男友。4年未见，他一眼认出她，热情招呼并留下电话。事后她当闲话讲给密友听，对方的反应却出乎意料地激烈——4年后她仍为他的名字震动、扑簌下泪，继而央告她打电话给那人，她叹口气，打了。
 “你可还记得一个人!”她问。
 “不记得。”他立即接口。
 “不可能，你既然记得我，一定记得她。”
 “不，不记得。”他一口咬定。如此绝情?不不不。4年了，他连她的名字都不能提，如此地压抑、耿耿于怀。甚至，恨。但，她仍是他心头魅影，午夜乍醒时，爱或恨辗转着，比铁马冰河还难阻挡。
第二封信又不同。她20岁那年，被一个人爱过，真心的。当时她不以为意，一瞥，就过去了。后来她经过了许多事，甚至拼命挣扎才活了下来，孑然一身地在这城市里为生存奔波。某日经过中山路，迎面有人唤她的名字，是他。仍是旧日模样，关切地问她可好，她也心平气和地说还好。过去的事
都不必说了——要说也无从说起，然而那沉默中还是有一种奇异的了解和安慰。
两人在路口作别，都没有留下地址电话，她在信的末尾说：“也许我们仍会偶然相遇，也许仍会这样微笑着擦肩而过。”
信念完了，播放的是潘越云的老歌，在夜里来来回回地唱：“谢谢你曾经爱我，当我同样被遗忘在黄昏之中，才知道当初你有多伤痛……”


礼物
那也是夏天。晚上上班的路上，细细碎碎地下起了雨，等到深夜下了节目，雨已经大了，匆忙下了楼向右一拐，忽然有个人迎上来，犹疑地叫我的名字，我怔了一下，借着一线灯光看见他身着军装才安下心来。他那么大的个子，脸却很稚气。期期艾艾地说他是国防科大的学生，就要毕业了，来看看我，是几年来的心愿。我一时也不知该说些什么，只将手里的伞移过去给他遮雨，他马上后退了几步：“不不，不用，我走了。”
我看他的身影消失在漆黑的雨夜里，转身欲走，他气喘吁吁又跑回来，脸涨得通红，从裤兜里掏出一只火柴盒交给我，并拢双脚“刷”地敬了一个军礼转身走了。
那只火柴盒里装的是一只小乌龟，硬壳绿背的巴西水龟，我在透明的大啤酒杯里养了它很久。那年冬天很冷，小龟贪恋人的温暖，每每要伏在我掌心才肯蜷起四肢沉沉睡去，这是我收到的最可爱的礼物。
春节回家过年时，同事转寄给我一封信，是从西藏寄来的。我在炉火边拆开细读，信中写道：“那天夜里你没有问我毕业后去哪里，我也没有告诉你，我选择的是遥远的雪域高原。这里人迹罕至，十分寒冷。有一夜出去巡哨，看着月光下连绵起伏的雪峰，忽然明白了为什么你的节目里说，‘人的存在犹如电光石火’。”
远处忽然传来鞭炮的脆响，我顿了顿，继续看下去，“但在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很多东西值得用生命去护卫……那只小龟可好?它很怕冷，所以把它留给你，是去年生日那天路过教育街市场时捡到的，也是同一天，我在收音机里听到了你的节目，我一直认为，这都是上天送给我的礼物。”膝边的炉火渐渐升起来，给严寒的世界增添一点暖意。水仙已经开了两朵，满室清香。


与子成说
下午4点30分，行李都收拾好了，一只小皮箱，倚在墙角上。满地淡淡的斜阳。从5楼的窗子望出去，浅青的远山起伏不定，秋意已经深了。
3年前开始做《夜色温柔》，大概也是这个时候，抱了满怀的书，唱片和信，直播间里雪亮的大灯当头照着，人生紧锣密鼓正要登场，满心孜孜的喜悦，说不尽的嘈嘈切切的心事。下了节目秋凉的深夜，街角上低低地挂着一轮大而圆的黄月亮，想起刚才节目片头里说“夜深闻私语，月落如金盆，”忍不住要微笑。
不知道别人怎样，我爱听广播是因为那里热闹的人声——喜悦的，焦愁的，疲乏的……絮絮不休。我喜欢那种写实的空气，“此中有人，呼之欲出”，唤起人浓郁的亲切感。尽管那些声音此起彼落各不相干，然而嘈杂混沌里，偶尔也有让人心明眼亮的一刹那——一段缓缓说来的当年事，一声几乎察觉不到的叹息，一阵奇异的静默……人忽然被“善”或“美”的光照着，变得宽宥同情，有了感动的泪。那首叫做《让我拥抱你入梦》的片尾曲，在夜深如海的时候唱了出来，喑哑的声音混着沉沉的大地和黑夜的鼻息：“玩火的孩子烫伤了手，让我紧握你的小拳头，爱哭的孩子不要难过，让我陪着你泪流。”一时间，谁都成了那个孩子，被懂得，被怜惜，从悲天悯人的情绪中获得了安慰。
不听广播的人不大能理解那种一瞬间肺腑内的震动，其实也不过是常情，像一个人临睡前翻翻旧诗，看到一两句切合自己际遇心情的，也会一怔，说不出是悲是喜，在心头徘徊不已。前两天收拾旧书，打算去北京前分送给朋友，在一本书里看到杜甫的一句“浩浩阴阳移”，人坐在满地的杂物中间，秋阳在窗外嘶嘶地流过去了……3年了吗?真不觉得。
可是最后一夜已经来了，人人都知道这是最后一期节目了，纷纷等着听，我实在怕那种戏剧化的气氛，然而还是硬着头皮做下去，大家都下意识地期望着令人下泪的东西——命运性的诀别，悲伤的歌，令人五内沸然的告白。只有我十分恍惚，在那些细微复杂的情绪面前怔忡难言，下了节目很久也摆脱不了那种怅惘。
醒来收拾好行李已经是黄昏了，该动身了。只带了那首《让我拥抱你入梦》——一张老唱片，放在手里提的小皮箱里。太阳已经低下去了，最后一线阳光在玻璃窗上大大地亮了一下。像是一下哽咽。我带上了房门。


生命本身并无羞耻
1998年第4期的《光与影》，被我从图书馆成堆的旧杂志里翻出来。就这样看到了那些令人难忘的照片，它们像一双残酷的眼睛，那目光一下一下打在身上，我简直不能承受这令人战栗的注视。
16岁的少女，住在肮脏破败的一庙村小屋里，靠接客供养自己和大她9岁的男友，在糊着旧报纸的村里诊所堕胎，忍受邻居闲汉在她身上的屈辱和客人给的假钞……是的，我一直模糊地知道有这样的人寄居在与我无干的角落里，过着我认为充满羞耻的生活，可是我不知道。她穿着小圆点的裙子，她为养不起的猫难过，她发烧，她给妈妈打电话，她托着腮听别人评讲人生，还有……她清澈的眼睛和我16岁时没有不同，睁得很大的时候，仿佛能从中看到简单天真的灵魂，这样的眼睛里看不到怨恨甚至哀伤，她懵懂地负荷着无法选择的命运，却从不逃避为了活着而应有的一切努力。
再翻几页，我看到了一位风烛残年的俄罗斯贵族后裔妇女，裸露了遍布在她身体上的可怖皱纹，狰狞的衰老在她身上发生了，可是她无所畏惧地站在镜头前，“完全没有为自己的老态和青春不再感到羞愧。”她与岁月和平相处，连近在咫尺的死亡也不能令她惊惶。
我的眼睛注视着这些照片，就像一个人的手抚摸着自己受伤的膝盖，感到疼痛的亲切。苦难和苍老也蕴藏在我的身体里，总有一天会与之遭逢。那个时候我会重新想起她们毫无遮蔽的身体和灵魂，想起最卑贱的生活里干净的眼睛和最苍老的身躯上骄傲的神色，想起她们吞下的命运施加于身的全部悲哀和不幸。
我们将浑然难分，就像水消失在水中。
合上杂志，我一直在想像那张没被拍出的照片——阿V睡在只有一张板的床上，月光盖着她。我在幻想中久久凝视她在熟睡中天真无邪的脸，明白了余华说的“生命的惟一要求只是活着”，这并无羞耻。


读《写在人生边上》
初看这本书的摘选，是少年时看《读者文摘》，那个年纪一看到这本书的名字《写在人生边上》，就恨不得拿出笔记本来抄些警句。
比如，“人生的刺，就在这里，留恋着不肯快走的，偏偏是你所不留恋的东西。”
“吃饭有时很像结婚，名义最主要的东西，其实往往是附属品。”
这种精致的俏皮话，比比皆是。
今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再版了这本书，6块多。第一版是50多年前的事了。人性看来变化不大。
这是钱钟书的第一本集子，1941年的上海，正是光怪陆离的大都市，处处可以发现人生的百味杂陈。尽可以嬉笑怒骂，但终归带着名士气，流于玩世。是以他说这是“有思想的人的星期日娱乐”。
有思想的人不大会忘了自己的思想，像第一篇《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仍然是处处考据掌故。我当年看的时候总认为他炫耀自己的趣味和学问。
不过他写世俗情态真是讽刺隽永，出语尖新，阿城说他“轻轻一点即着骨肉”。
“论快乐”，“谈教训”，“论文人”，都逞才使气，针贬时弊陋习，他说，“幽默提倡以后，并不产生家，只生出无数弄笔墨的小白脸。”是说林语堂和当时极走红的《西风》杂志。后来他在《围城》里写一洋买办的客厅里堆满了《西风》和林语堂的《吾国吾民》，也是涉笔成趣地调侃这种风气。
他知人论世辛辣通透，也拿男女之事譬喻，但俱是嘲讽。他自己也说当时年轻，气盛的人以聪明自许，往往擅讽，又时时想着防守，什么都提前想到了，话说的滴水不漏。用张爱玲的话说“像要堵人家的嘴”。
等到年岁渐长，便有悲悯之心。
钱钟书走的是英国散文的路子，是小品，长于议论。不衫不履的文风，格调都可见渊源所自。
日后他离群索居，不求闻达，世人毁誉作耳旁风身外事，这种小文章也就不写了。
这一路的散文现在音沉响绝，罕有高手之作了。


读《玉观音》
海岩这部小说开宗明义是要献给女性的。“给让我们获得安详，梦想，包容和爱抚的所有女性……”看样子是动了声色。
所以几乎是完全的言情小说，警察，毒品，枪……只是增加情感的戏剧性而已。
网上的帖子都说女主角安心是“完美”的女性——写帖子的都是男孩子。女性不会这么觉得。安心不是她们日常经验里头的同类。左看右看也不像。
安心是男性想像中的女性，带着海岩心目中圣母的气息，一个22岁的女性，缉毒公安，因为逮捕了情人，使丈夫死于报复。携子来到北京，试图安身立命。被人爱，打算结婚时重返故乡，又遇寻仇的旧情人，失去儿子。回到北京后难以摆脱负罪感，离开她爱的人，重回云南做一名匿名警察。
一个女人，经历过这么多，却还是纯洁的，温婉的，又是英雄主义的——有脱俗的理想，超人的毅力，超凡的美德。加上还是漂亮的，像小说里反复不去的意象——一块玉观音。
可就是不像个真人。
并不是说情节可不可信。而是，这名叫安心的女人在经过这样的世事历练后，也仍然一清如水，不染尘埃，没有人性中复杂的深度。
也许是因为要她完美，海岩简直不敢动她。连她与毛杰的婚外情也是如此轻描淡写，以致于那成为一种十分轻率，毫无说服力的出轨。
对这种灵魂清白如纸的女人，爱也是清浅的。
男主人公爱上安心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她看上去“令人坚信是个处女”，后来发觉她嫁过人，生过子，还有过婚外情。于是迷恋她是觉得她灵魂纯洁，很有母性。
这种调调惹人厌。
王朔说海岩小说里的男主人公都有太多的女性气质，我觉得是孩子气。所以中国男人多推崇母性。他们心中的完美女性也只能达到刘慧芳和安心这样的深度。
可这就是言情小说的命门——温婉，感伤，小市民道德的爱情故事。
所以安心永不能安下心来，一系列磨难等着她。
故事是好结尾，恶人顺利死去，有情人幸存，但只要两个人生活在一起，安心赚读者眼泪的受难史便难以为继。于是让她重回千里以外的云南，隐名匿姓地生活。这是哀情小说里最常见的招数，也是最能引起同情心的自我牺牲。
结尾反复引用一首陈晓东的歌，歌词说，“你一定要比我幸福，才不辜负我为你受苦”。
哗，读者忍了很久的泪，终于落了下来。
像90年代初钟镇涛唱“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小女孩和糙汉听了都感动。
这其实是不切近人情的——明明相爱，又终于没有外力阻挠了，却偏要离开，还要人家幸福。
但是有什么关系，看小说有的时候就是为了看看那些现实生活里不会发生的事。
而且也不是任何传奇都可以做到这样，海岩的小说质地好，绵密通透，看完后能留下某种气氛，某种类似于柔情的东西。
前两天在网上看到拍《一场风花雪月的事》的尹力说海岩的小说。“一盘看似有些流俗乏味的棋局，眼看着峰回路转得有情有致，它吸引你忽略了哪一方的缓棋或偷换了子儿，不动窝地盼着那个知道又不愿相信的结局。”
是了。这也是我在麦当劳，一杯红茶，在这本书面前坐了一个下午的原因。


约好的秋天——访吴士宏
定下采访吴士宏的时候，舆论正炒得沸沸扬扬。热卖中的报纸登着她的照片，一个女人，一支烟，一台打开的电脑。广角仰拍，睨傲万物的样子。
导演录节目前一晚赶到北京时，她也只肯以E-mail与外界联系。我在网上找她的资料，她和她的书有专门的网页，男人们正在其中忙于分析她的身价、得失和未来的胜数，带着悻
悻之色。
一屋子的女伴知道我要采访吴士宏时，反应出奇一致，“哦——她”。其中之一便向我描述吴士宏在酒会上穿黑色晚装的样子，“很艳光呢”。——电话铃响， “我是吴士宏，”声音温婉。“对不起，时差还没倒过来，所以这么晚给你电话。”她说的时差是指写书时的熬夜。
都熬惯了夜，又是女人之间，电话很难放下来。“明天我们穿什么衣服呢?”最后她说。我随口提到有人夸她穿晚装美丽，她声音犹豫：“裙子……明天穿有点冷吧”这一点稚气和真，让人好笑又感动。我们约好穿自己喜欢的衣服。我催她去睡觉，然后，在上床前，扔掉了那几页写着“微软，民族主义，Linux”的冰冷的访问提纲。
第二天下午的采访在皇家俱乐部．她走过来时远远伸出手。咦?我忍不住指着她的灰色宝姿上衣说：“你不是喜欢亮色的衣服?”——所有的报纸上都这么说。她指指司机手里另一件鲜红的衣服：“那件，我带给别的电视台采访用，可是，这件灰色的才是我最喜欢的呀。”
于是我们的谈话就从衣服开始了，
窗外是北京清亮的秋天。话筒藏在桌子底下，没有观众和灯光的房间里，她细说从前：兜里永远只有一块几毛几的小护士。在处方笺上的第一张应聘书。在IBM里做蓝领勤务的巨大自卑感。那场让她掉光了所有头发的大病。之后“要把自己烧出光”的每天十七八个小时的工作。驱车开往台风中心的渴望。把TCL建设成国际型企业的职业理想一个实现起来需要“三年，笨一点，五年”的理想。然后，是退隐江湖后纯女人式的幸福。是那个“Julias’Bar”的梦想。
那个安静的下午，庞大的车流人海的世界在窗外悄悄地消失了一会儿。只有她，和弹指一挥的14年。
录完采访，我们要出去看看那美丽的银杏树。在没有录音话筒的地方，她告诉我她的少女岁月，她：二姐的爱情，她学过的无数“艺多不压身”的本事……比如，在IBM的告别宴上。她说想演一个特别的节目，她说她要跳一段劲舞，她就跳了，劈了叉，还下了腰。我目瞪口呆地望着她，她得意地向我点点头，然后和我一起纵声大笑。
回去的路上，我想起自己在节目结尾时说的话，那是对的。对一个在人世中不惜燃烧自己追求幸福与理想的女人，给予她的，应只有祝福。
当晚我接到她的电话，她说：“我只是想说谢谢你。这是我做过的最舒服的电视采访。”
也是我的，吴士宏。


跳舞的金星 
6月21日晚上9点，“半梦”酒吧吧台前，嘈杂的乐声里，有人向我转过身：“我就是金星。”这人穿一身参差的红，在暗的灯底下，有奇异的华丽感。“跟我来。”她说。我们在远一点的墙角坐定，我要了水，她要了茶。我打量她。这个人，在28岁时由一名男子改做一个女人，鲜艳的女人。在19岁时由古典舞改跳现代舞，跳了栗宪庭说的“我看到的中国人跳得最美的舞蹈”。
 “为什么呢？”我问。
 “最简单的解释是，自由。”她说。

自由
 “我9岁开始跳舞，古典舞的表演方式更多在面部表情上，这是我最讨厌的。19岁去广东舞蹈学校现代舞实验班，是为了那个赴美留学的名额。可是等到开始跳现代舞，哦，终于可以用身体说话了，突然解放了。现代舞教给人对自由的认识，不是社会给你多大释放的自由，而是你内心的张力能不能给你思想、想象、抒发的自由。有人觉得在生活里处处受限制，一旦社会规范没有了，他却毛了。做变性手术前，我也有过自我怀疑：‘怎么回事？是我错了，还是这个社会错了？’等我很清楚地知道我没有错的时候，Just do it。
 “现代舞也有规范，就是自我对美的认识。我是在24岁才明白舞蹈和我的关系的。那天晚上在欧洲演出，我在化妆间化妆，突然像有谁在我脑子里敲了一下——悟了，一瞬间的事情。从前我是被动地按程序完成舞蹈，那天我突然感到可以享受和驾驭它了。那场舞是《白风》，我从舞台这个地方走到那个地方，完全没有动作，观众也在入神地领会。所以，现代舞是包括一个人的生命内涵的，可以跳到死为止。我在美国看我的老师跳舞，你不会妄求他的肢体像28岁的小伙子那样，因为他的舞是用生命诉说，不是用动作在解释。”
她说话非常快，加上起伏不定的表情和手势，流利之极，又有不假思索的准确。听她说话可以觉得她自我力量的强大，仿佛可以从阴影里穿过而没有阴影的气息。

饱满
 “男性和女性都有匮乏，从‘人’的角度看问题是最饱满的。我28年的男性经验，是财富。然后做女性，一样自然、充实。在艺术创作上，我一贯保持‘中性’态度，自觉地从‘人’的角度思索。把性别差异的局限抛开，人可以很轻松。在国外的6年对我来说很重要。出去那年我20岁，正是人生观形成的时期，中西文化的差别使我能站在另一个立场看问题，用开放的态度接触人和事。我从不抱怨，欲望就这么大，生活给我的永远超过我想要的，这就很饱满。我跟我的演员说，现实世界里的纠纷，不要认为只发生在自己身上，别端起来。东华门摆小摊的，他只想把那碗粥卖出去，别以为全世界都该对现代舞感兴趣，太自私了。
 “十几岁的时候我幻想做一个女人，有自己的舞团，舞蹈被世界认可。32岁的时候都实现了。现在我也幻想，幻想最舒服可心的爱情，踏踏实实地做想做的事。就是这样，站在地上幻想，准确饱满地生活。”
她喜欢水，变动不居。说话极跳跃，孩子式的百无禁忌，脱口而出的直觉的慧。说到遇见棘手而复杂的情况怎么处理时，一瞬间，她的声音变得蛊惑般地轻：“静下来，周围的人走来走去，你不要动。树梢在动，月光在动，你不要动。”她的身形微向前倾，在暗夜里凝止不动，双眼晶光闪烁。

变
“我不想创造风格，艺术需要新的不安分的因素，我把不断积累的经验归于创作。我妈问我：‘别人都苦思冥想，怎么不见你创作呢？’创作是在不断变化的生活里的，我在餐馆翻菜单的时候，跟一大堆人聊天偶尔走神的时候……随心所欲、顺其自然地创作。这个‘自然’，就是变化。我一直是个很好的话剧观众，认为自己不擅表演。直到有人来找我演话剧，我还觉得这是个玩笑，就跟他一起做游戏。可后来我发现我真的可以。我有那样的艺术感觉和表现能力。我还想演下去，演那些有争议的女人，张爱玲、江青、潘金莲。我跟刘晓庆说我俩演江青一定是不一样的，她会演‘野心’，我会从‘女人’的角度去演她的自我实现，演在复杂特定的历史环境里一个人的选择。
 “在急速的变化面前要能静下来。早年我发现自己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候，对自己说：‘再给我一点时间，看清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我明白了。做完手术之后，是回家的感觉，28年，兜了一大圈，回来了，穿上自己的衣服吧。”
她说：“我是个非常唯美的人。”她抱持的是一种艺术化的生活态度，却是结结实实。有元气而朴素的。说到北京的脏乱，我开玩笑地说：“在尘土飞扬中看出美感？”她笑了，说：“是的。”

美
“宇宙间最美的就是音乐和人体，哪怕你用手拍节奏，我也可以跳出非常美的舞蹈。不论高矮胖瘦，人脱光了站在那儿就是美。那是艺术最原始的本质的美。
“物质也是美的。有次玩心理测验，我写了‘无可奈何’，朋友说那是金钱和我的关系，它对我无可奈何，可是租剧场、服装都需要它。这就是游戏，看你怎么take。太不当回事，它会狠狠捉弄你一次；太当回事了，它会吞噬你。这就要求你很准确。和金钱保持适当距离也可以造成美感。
“在舞台上我是悲剧人物，悲剧是最有力量的，人物饱满紧张。生活也是，用悲剧作底子才能结实，然后从中看出美感。从国外回来之后，从前有些很丑陋的、不舒服的东西也能看出美。这是我个人的情绪状态不同了。坐在出租车上，迎面而来的三四百人全是愁容满面的。那是怎样一种集体的生活状态和精神气质！你和他们一样经历着这个时代，等到有一天，天、空气和阳光是另一个样子了，你再看看他们的脸，那是几代人换来的大地的笑容！”
她说：“哎呀你不知道我一谈恋爱就……”她张着手做梦游的样子，我乐不可支，她的脸在灯光里亮起来。对一个32岁的女人来说，这张清秀的脸像是在时间之外的。一瞬间，她又隐回重重叠叠的影子里去，幽幽地说：“刘晓庆说我在安静的时候是最美的。”我说：“哦，是吗？”心里忍不住微笑。

爱
“我崇拜的人是将来的丈夫，不崇拜不会嫁给他，崇拜才有付出和爱。或许，成熟女人的崇拜是一种尊敬，对他的事业、生活态度、他的强、他的与众不同的尊敬。感情太脆弱，火花？性生活？几年就磨平了。我重视文化上的对位，精神上的沟通。并不是说这是最高境界，有人喜欢喝牛奶，有人喜欢白油漆的味道。每个人找准感觉，然后enjoy过程。
“我妈妈，姐姐，这两个人，是肯为我抛头颅、洒热血的。父亲？……男人对爱的认识可能在50岁以后更真实更准确，50岁以后，他选择的女人，对子女的爱，才是真正的开始。”
她的舞和人都有华丽的形式感，让人觉得刺激性的生疏。难怪为她拍照的摄影师一再说觉得她“恍惚”。其实她是罕见的没有一丝暧昧气息的人，“自由”、“饱满”、“变”、“美”和“爱”，这些在当下时代里常被认为是大而无当的词语，之于她，却有着居之不疑的意义。


张朝阳：不知道为什么而奋斗  
 
一 
“很小的时候，我就在等待大事发生。”张朝阳说。
凯宾斯基的咖啡厅里，我们一人一杯清水，相对而坐。他的脸在明亮的灯光下异常清晰，在一个女性看来，这样的面容充满敏感的气息。
 “很想受人注目，学画画，跟楼下的老师学二胡，理想是当解放军，自己做火炮枪。不过……大概10岁的时候，在爸妈的储藏室里发现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喜欢的是保尔和冬妮娅相遇的那一段，那时候就很小资情调了，”他笑，“冬妮娅有一种单纯自然的美。”
那一瞬间，我想起冬妮娅蓝色的眼睛和在风里奔跑时飞起来的衣角。
那是人生的清晨。

二
“小时候对长大成人也有恐惧。我看那些初中的大同学整天打架，书包里装着片刀，打架抡砖头。是的，跟路学长的电影一样。那时我一想，上初中我也要打架了，就非常恐惧。”
他只来得及打了一架，1978年来到了。
 “那是科学的春天，又恢复了高考制度，杨振宁、陈景润是那个年代的偶像，所以，”他略带自嘲地轻笑，“我的理想是关在只有一盏小煤油灯的屋子里解数学题，一整天只吃一个冷馒头——当然，那个时候我的确喜欢物理，它对世界作出解释。” 
17岁，他考上清华大学物理系，在那里度过了5年。 
 “被伤着了。”他说，“学物理的人非常纯洁，所以竞争才格外残酷。不停地比，比谁的作业先完成，谁学习的时间最长……整个小社会只提供给你一种可能性，所以……我的成绩一直是前三名，可是得不到第一名时的感觉……就去游冬泳，那水真是刺骨……每天绕着圆明园跑五六公里……就是想证明我是可以的。”他摇摇头。 
 “现在想想那是很自虐的。” 
22岁时，他考上李政道奖学金，“心里就松下来了，在清华最后一年我过着东游西荡的生活，我的任务完成了，证明自己了，那时候我什么都无所谓了，去不去美国……甚至，当时死了，也无所谓。” 我在惊讶中沉默了一会儿，问他:“青春期的浪漫和诗意还是有的吧?”
 “有，想一想女生，”我们都笑了，“那时候我喜欢简•爱那样的女孩子，伶牙俐齿的，对世界能了解，很坚硬的那种——当然，也是因为清华的女生比较偏向这种气质。”
他仍保留着读小说的习惯，最喜爱的是《约翰•克里斯朵夫》和张承志的《北方的河》。曾骑自行车去看后者书中写过的永定河。可以想见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气息怎样浸淫了一个人孤独内省的年轻时代。 

三
“到美国之后，我变得非常反叛。”在麻省理工大学读物理学博士时，张朝阳开始恣意地、甚至有些放肆地享受他的青春。 
 “我在银行里从没有存款，买车，而且一定是敞篷车，开车路过商店时要来个急停调头，进去买一副墨镜戴上。……穿衣服一定要穿POLO，甚至，”他眼光闪动，饱含笑意，“我梳过ponytail（马尾）。那时我希望过cool的生活”。 
1946年爱伦堡初到美国时已深深感慨过它的“倜傥不羁”和这种文化的感染力，人人概莫能外。 
 “在决定经商之前，我早已放弃了诺贝尔物理学家的梦想，他们并不是那么受人注目的。你可能看一百万次电视才会看到一次杨振宁的面孔” ，所以他在1996年时听到华裔科学家崔琦获诺贝尔物理奖时“没有一丝震动”，他用手比画了一下。尽管那是他10年的梦想。“那个社会的传奇是另外一些人。” 
 “所以当时我的梦想非常crazy，想当好莱坞明星。”他看了看我的表情，指指吧台，“布鲁斯•威利斯不过是调酒师出身，对不对？我后来真的去广告公司拍过一个广告。还想能像迈克尔•杰克逊那样跳舞——跳自己发明的别具一格的舞。” 
呵，我忍不住笑:“你开始恢复生活的感觉了。”
 “是，”他喝了一口水，“但，像在寒冷的冬季醒来。”
 “没有暖意，酒吧里都是外国人，你不知道他们小时候长什么样子，你不会如饥似渴地读一本杂志，打电话、取钱要说英文，约会美国女孩子，你不知道她会不会答应……”咖啡厅里有手机铃声，他低头检视自己的手机，“现在，接电话是很烦的事，但是在那个时候，周末呆在租的公寓里，电话铃声真是让人兴奋。”
窗外的黄昏渐渐暗下去了，楼群影影绰绰。他凝视了一会儿暮色，说:“所以我想我为什么不信任别人。大学时代的经验和亚文化导致的凄凉，在交朋友的时候，会一直从物理学的角度去想，‘为什么是这个人?凭什么?’不相信特殊性。”他停顿了一下，“也许应该翻出当时的日记看看。”这个习惯是在大学时代蚀骨的孤独里开始的，他说自己在日记里扮演着理学家和心理学家的角色，“观察自己，治疗自己，”那种冷静，就像敲碎一个人的骨骼，看显示清晰的纹路。
没有流动自然如春风的爱，一个人，在漫长的岁月里，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接近、发现和安慰自己的灵魂。

四
“有一次给一位朋友打电话，我说咱们组建一支乐队吧，他说他现在正在国内做生意呢，说你还玩乐队？这是什么时候了？”他转动手中的杯子，“从那以后，我开始入世了。我看着美国社会里华人的处境，就像漆黑的夜里几道手电筒发出的光，道路是有限的。” 
很多不可逆转的选择就要开始了，很多门会轻滑地锁上，轻微的“咔嗒”声要几年后才能听到。 
1995年，张朝阳拎着两只箱子回到北京……1996年创建搜狐……1997年……1998年……2000年。 
“回来之后没有失望过，一分钟也没有，很长时间沉浸在特别兴奋的状态里，看到远山的景致……跟一个出租车司机报出地名……就像吃久了没有加沙拉酱的卷心菜，忽然吃到好吃的川菜一样有滋有味极了。那种在亚文化里生活的麻木和冷漠逐渐被暖过来了。我慢慢地能欣赏中国人在自己的生活里完整的热情、支持和依靠，明白一个人必须活在自己的文化里才能快乐。”他招手叫来服务生要了一客牛扒，为吃过东西的我点了一份洋葱汤。“现在，我一般吃早餐还是西式的，这是对9年美国生活的惟一追忆。” 
但是，从西安到北京再到美国，又回到正迈向现代化的中国，跟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回到西安，很多亲戚仍处在很遥远的过去……生活背景的支离破碎令他有“恍惚感”。 
“所以我对在国内成名这件事有点麻木，可能是生活多元化和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弥散化造成的——成功的定义是什么呢？在那个群体里的成功是成功吗？” 
“很多人都知道你说‘诚惶诚恐才能生存’。”我有些迟疑地说。 
“那是在商业上，必须挑战自己，必须有危机感，但是危机感一旦缓解，虚无感就来了，像……像踢一场球，赢了，赢了又为了什么呢？太累了，这么多年赶路赶得太累了”他以手支颐，沉默了很久，面容在明亮光线中格外清冷。 

五 
“我36岁了，像我这样年龄的人应该是找到为什么而活着的时候了——为了房子、车、孩子……但我找不到依托，不知道为什么而奋斗。这种感觉……”他手指轻叩桌面。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我问。 
他静默了很长时间：“是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太轻了……可是托马斯仍然为正义活着，为自由活着……” 
“你没有规则吗？” 
“没有。接近中年的人都被上司、家人、同事种种小社会的规则稳定住了，我没有这样的规则稳定自己。” 
我看着这个骄傲又孤独的人，等他说下去。 
“可能，必须重新发掘那些朴素和有意义的事情，或者，用理性说服自己去感动，不能这样下去了。在周末的时候，一个人走到街上的人群里，觉得自己像长白山上的一条狼……” 

六 
出租车上，他一言不发，很久才说：“按常理，谈话应该是有来有往的，但一个人出了名，就可以这样连续三个小时喋喋不休地谈论自己。”他的手机响了，是记者的约访。挂断电话后他说：“这样不断地做讲座，讲WTO，讲市场化。也许……我的生活里其实还是有一条规则的，就是希望国家富强。”他做了个手势，“Whatever，哪怕是为了……我自己。” 


遇见蔡琴 
我听蔡琴的电台节目比听她的歌早，大约10年前。
那是台湾中广流行网的“日正当中”，她主持了13年，最后一期，却不动声色离开。等到可以问她原因时，是在多年以后的北京。7月21日晚上，我们对坐，中间隔了走来走去的人，灯，还有时间。
 “因为那时候离婚，心情很不好。电台非常反映我的真实性格和内心生活，那是一个幽默坦白的节目，以那时的心情是完全没有办法做下去的，所以离开了。”她悠悠说起当年事。
我打量她，穿镶蕾丝的紫衫，碎钻的链子缠在腕上，在灯下闪烁不宁。背后是红的墙，白的百合。她言笑晏晏，不见岁月痕迹。
 “怎么走过来呢？像我新专辑里的《缺口》一样……时间吧。我也有爬不起来的那些时刻，但那些时刻，不必大声呼痛，忍一忍吧。那个时候，音乐是非常好的朋友，它是那么善解人意，你会直觉需要它，一旦它播放出来的时候……” 她深深吸一口气，手势庄严温柔，“空气里都是了解。”
 “很早就明白唱歌会是你一辈子的事情吗？”
 “绝对没想到。我是一个没有计划也没有太大智慧的人，从小我幻想当画家，没想到这支笔后来只是用来化妆，哈。当时是一个美工设计的学生，去参加一个歌唱比赛，也不是为了爱唱歌，只是那时台湾的学生人手一把吉他，于是我也去买，付钱之前看到海报，说是比赛前五名有吉他赠送，就去了，于是被唱片公司选中。”
那是1979年，她穿白衫黑裙，梳妹妹头。
 “那时你怎么懂得《恰似你的温柔》里那种人生滋味？”我纳罕。
她莞尔，“我的音色比较成熟，乍听之下，好像很懂这首歌，那时还是一个大学生，怎么会明白呢？但是我后来问梁弘志，你写的时候你懂吗？他说也只是当写新诗来写的。当然，这首歌唱唱唱，唱到现在，至少也有上万次，因为岁月的成长，人总会在某个瞬间忽然明白什么是‘破碎的脸’，什么是‘浪花的手’ 。可是如果让我在台上穿不同的衣服，总是唱《恰似你的温柔》、《不了情》，我不会满足。从小看‘演唱’这两个字，我就一直在想为什么要加‘演’这个字？因为那是唱的极致。”
1998年她终于出演歌舞剧《天使不夜城》。那是当年她在主持《日正当中》的时候，说到电影与歌舞剧时，已埋下的愿望。
 “这一次，张力很大，起伏很强烈，还有那么好听的歌曲---还要跳mmbo。”她喜滋滋。
拉丁舞？
 “要从头学。第一个动作还勉强跟得上，到第八个，我已经从第一排到了教室的最角落，差点没哭出来----天哪，难道我老了吗？一看也没有什么好怀疑的，我是最老的一个。怎么办？这是我答应自己的事情。只有每天回去，自己用最笨的法子练，你看，这个。”
她给我演示“右臂右点脚踏跳”，我在心里轻轻吹了一下口哨。
 “每天睡觉前脚都要抽筋，根本没有松懈的一刻，那半年，每天醒来时我都觉得自己根本没有睡着，因为整个脑子都在唱那个歌舞剧的歌。”
 “这是人生里我会为自己鼓掌的一件事情，”她双目闪亮。“演出那一夜，化了很浓的舞台妆，戴上假发，穿上演出服和复杂的麦克风，我对着镜子看着我自己，非常感动，对自己做一个加油的手势。整个戏演完以后，谢幕的时候，全场起立，拍手，有人还掉了眼泪。我回到后台，再看着镜子里面，眼泪汩汩地流下来。那种感觉真是……那一刹那我就完全了解什么是自信。我觉得一个人要支持自己，去靠任何一个别人，都是很愚蠢的。”
我问她演什么角色。
本世纪末“我演一个妓女，哈哈哈，而且是年华老去、生意不好的妓女，她在社会上是这么卑微的一个人，却一心一意想结婚。整场戏她出了很多笑话。到了最后还是悲剧的。男人怎么会尊敬一个妓女呢？可是，她为什么不能有梦想呢？”
一瞬间，我记起她唱“点亮霓虹灯，粉刷这黑夜不会那么深，纵然心已冷也把爱当作真……”
 “你也有过，是吗？”我问。
 “我就没有我的角色这么勇敢了，我只能承认我的失败，但是我还不敢真正很有信心地迎接可能的成功，在爱情上。”她想了想自己的话，点点头。空气里都是静默和百合细若游丝的清香。
我拿起桌上她那张叫《遇见》的新专辑，看看歌名，忍不住微笑。
她也笑：“是，这些歌都是80年代台湾很红的歌，‘bala’歌，就是说烂得不能再烂了，但就像我不怕跟人家穿同一个款式的衣服，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色，有什么关系，又不是衣服穿我们，是我们穿衣服。从前当我听到《张三的歌》、《驿动的心》时，我会想这些歌为什么不是我唱的？这次，可以了。”
 “有没有更私人的理由？”
 “嗯……这一首，”她指着《把悲伤留给自己》。“我父亲去世的那天我才听到这首歌。那时全家都很哀伤，我是长女，要处理很多事，一直忙忙忙，忙到下午五六点，我们要到山顶的佛寺去，弟弟问我吃饭了没有，我才想起来，去了对面的商店，只是想买一瓶矿泉水和两只茶叶蛋。站在两个货架中间，忽然收音机里就传来陈升这首歌，我刚好听到那两句说‘我想是因为我不够温柔，不能分担你的忧愁……’我站在那里就哭起来了。因为我的爸爸一直把我当一个儿子在训练，我知道他的遗憾是我不够温柔---可是……”
她的经纪人在旁边指指手表，她停下来看看我，笑吟吟。
最后我依记者俗例问她“最大的梦想”，以为会是在领终生成就奖时大家一起鼓掌下泪，享受殊荣。结果她说“到处去旅行”。
咦？她曾经说“家是我的堡垒”，一遍一遍。
 “那时我在外面只想早早结束可以回家去，后来……大家都说你去过很多地方，真的吗？我只记得后台，还有饭店——天哪，连饭店我也记不清楚了，有一天，我真的试图想回忆起芝加哥的饭店是什么样子，比利时的饭店是什么样子… …结果超过十五个以后，我完全混乱了。所以这个世界，我们好像到过了，因为有机票，还有行李上的很多标签……但并不代表我们真的到过那个地方。以后我要真正去了解这个世界。
 “至于家……对我们这些要到处走的人来讲，只要按下手提音响上的play，你喜欢的音乐播送出来的时候，那个空间就是你的家。”
跟她握别。
回程车上，音响里放《时间的河》，窗外灯火流丽之极，蔡琴的声音醇厚纯净，“时间的河啊，慢慢地流……”，令人烂醉。那是1987年的歌了吧。
这么多年了吗？真不觉得。


最蓝的蓝 
那一夜，在上海。
米丘白衣黑裤，长发。站在苍老的“四明公所”牌楼面前。
一年前，为了保全它，他将它平移26米。在那周围设计了玻璃，钢，清水，灯。雕有各色翅膀，包括水面之下。
上海的声光色影在其中反射相投。 
站在其中的人也沉浸于光线，有隐隐的神秘气息。
 “我也用黄金做过翅膀。”他说。去年他为世界黄金协会设计《生命之骰》，黄金的翅镶在两颗水晶上，黑与白。如同轮回。他说黑水晶是很神秘的，最后制出时模具也随之毁灭，“又是用来做骰子，想一想……那是一种很宿命的美感。”
那么多的翅膀，在他看来分别有喜乐哀愁的表情，我忍不住问“你迷恋飞行？”。 
 “其实，喜爱飞行是为……你见过吗？那种坐飞机时看到的蓝，暮色和凌晨来的时候，那样的蓝。”
他后来的画里，试着调过那种蓝。
 “试了不少次”他说话夹杂着上海腔和一点点英文，有些词却用北京话说，异常圆熟。
 “大学毕业在北京。什么都干，旧城改造，水墨画，摄影，行为艺术……”
那是1982年。他分到建设部。结识的却是北岛、陈凯歌一色人，从此众人行。有次陈凯歌要拍他的一个短片，一行人在天安门，突然狂暴的雨一卷，广场空无一人，他独自呼喝奔跑，简直以狂欢的姿态在天风海雨中趔趄而过。
彼年他26岁。
第二年他们5人被邀去欧洲演讲，之后9年，他居留挪威。
从访问学者到海涅昂斯塔艺术中心的艺术总监。然后是欧中文化交流计划的主席。
举办“中国艺术五千年”大型欧洲回顾展。他用集装箱从黄河运来了36吨黄土，到欧洲后，清除，吹干，最后将20吨黄土铺在展厅里。
金缕玉衣就悬浮其上。
办完展览，闲，日日黄昏时出海，只为看蓝色，水面，天光，还有山脉，从蓝的深处到更深处。那蓝到了临界点，令人惑。
呵呀。
为什么要回来此城呢？
他一笑，打住旧事不说，带我们去爬满废藤的工厂改造而成的“1221”吃上海菜，满厅中西杂陈的人，女人都穿浓紫深绿，或是镂空蕾丝的黑裙，耳上一粒钻，细细地夹着烟。
一群人，都是他的朋友，饭后呼啸一声，去宋美龄旧居的后花园，重重深绿的藤蔓，夜风吹过脚踝。
他为每个人要酒。那种智利的酒，有蓝色火焰。
一夜声色。
只有他一个人清醒，送每个人回去。
次晨去他郊区的工作室，他穿蓝工装，身上溅满泥浆，随坐随卧。和工人一起在脚手架上爬上爬下。
有工作时，他会在这里封闭数月，“劳动有一种非常……嗯，朴素的快乐。”他坐在石膏上说。
6月份北京东方广场前，那座叫做《飘》的雕塑就来源于斯。 黑合金钢，中性的人体。小而狭的头部。细而长的颈与肢。有翅自肩打开。失真的比例使它有非人间的气质。
同时又是均衡，精确。十分物质的。
象他的家。
房子很简阔，玻璃桌，宽口水晶瓶，没有插任何东西。简无可简。到处是线条。只有流风穿梭。一尘不染。
两只沙发，一只深蓝。另一只白色的，面对阔大的阳台，在那里可以看到上海苍蓝的黄昏如何归于寂灭 —— 看这华美魅惑的城，渐渐去到夜的深处，睡眠深处，灵魂深处。
他开亮头顶钢架轨道上的射灯。
我翻看杂志上他作品的图片。建筑，画展，摄影……很多以“幸福生存”命句。“技术，或是艺术，都是为了人”他在一旁轻声解说。我翻到一些的红色的照片，象一个人的目光，一下一下，打在身上。 
那是1993年挪威国庆节前，他做的《全球传真行动》，主题是艾滋病。向世界各地发出2000封信，在3月的两个星期中，24小时开通的传真机源源接收着来自世界各地关于艾滋病的答复，上千件。有美国作家、法国诗人、同性恋者协会的成员和尼日利亚的总统。 
5月14日晨7时到次日晚7时，他将那些传真印刷成红色，贴在一起，在地面铺了148米，那条道路的一边是议会大厦，另一边，公园的后面就是皇宫，侧面是经济法学院。有将近60万人从那里走过。
 “那天下雨，红色的光投在人的脸上，站在那里，看到那些不同的神色，怎么说呢……”
他沉默一瞬，站起身去放了《费城故事》的原声唱片。患艾滋的汤汉斯在临终前某夜放给丹素•华盛顿的那一段。
 “记得吗？他牵引着那些缠着输液管子在音乐中旋转，讲述死亡。”米丘抬起臂，手在空中划出弧线，他的脸在暗处，眼中有光闪动。
歌剧已到结局，弦乐骤起，声音明亮如黄金。是敬畏，是悲悯，是隐密的喜悦与悲意。我两颊发麻。
人世悄无声息。
 “艺术家，创造戏剧性的时刻”我轻咳一声，开口。
 “或是，感受它。村上春树，书里写，和一个西班牙朋友去吃墨西哥菜。夕阳照来，人满身通红。他说坐在那样的光线里只能哭泣。”他顿了一下，声音轻促“看到这儿，我也哭了。”
人，在那样的光的照耀下，走很久的路，去往很远的地方。 
采访完回到北京后，有一晚他打电话来，正在他父母那里，他的两个姐姐也在。说难得一家人在一起。
 “其实当初回国，是因为可以离父母近些。”因为没有听他说过这种家常话，我在电话这端愣了一下。这种世俗的暖意是他身上罕见的。
想起他说“调色时永不可能调出在海上看到的蓝，那蓝，有了光，有奇异的变化，才是最蓝的蓝。”


方兴东：孤独是一个人的骨头
第一次见方兴东，是在上海。
《新青年》录一期节目，评十大新锐人物。张元，司马南……各色人等，被安排种种名目登场。方的名头是“最具挑战精神”，因为人人都知他跟微软打笔仗的事。录完节目的当夜，大家呼啸一声都散了，只有他和李阳留在酒店。闲极无聊，李阳组织大家去外滩。一路上，上海的声光色影在车里掠过。人语喧哗。方也不大说话，只微微笑，象一个脾气好的小孩子，跟着大家在江边乱走。他问我听什么音乐，我摘下耳机给他听江天的《上海梦》，他听了一会，也不见得有什么感慨。
所以后来看到他的诗很惊讶，是很敏感的人才会写出的那种，他写鸟，父亲和土地，女人，瓦蓝的蓝，被卷起的树荫和大朵大朵砸下来的云。 一颗一颗的字，洁净之极，水墨的风格。有天清早上街的时候，想起他的句子；天已亮了/行人纷纷黑下去。就跟他约了采访。
他的办公室在清华附近的学联大厦，玻璃隔开的小房间，有一种粗糙的蔟新。笔记本电脑，文件，他的书，全是计算机方面的。小沙发，小几子，人来人往，都顾不得坐。
他一边招呼我，一边放下电话，说是南嫫打来的，“八几年在西安的时候一起写诗的，包括伊沙。”他倒了杯水给我，“那时候写诗是一件很时髦的事，象今天的互联网一样。”
他穿浅蓝衬衣。有一张清秀而微含忧戚的，但难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脸，拿杯子的手很柔软。 
“现在？现在已经不写了。有了互联网就不太可能写诗，诗是要孤独感的。这个行业……整天无数的事情，那么热闹，根本静不下心来写诗。” 
他是讷于言的，很少直视女性的视线，急起来有些口吃，但一说到互联网却神色自若，看得出他的愉快兴奋，“互联网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受益最大的是1965年到1975年出生的人，这天生就是为我们准备的——就是我们这帮没有钱的年青人。”
“这就是理想生活。” 他很享受自己朝九晚九，没有周末的工作。
“现在偶然看到夕阳，天空还会不会有诗意的感觉？”我笨拙地引导他。
“好象没有。”他回答得非常流利。
“嗯——靠想象力在生活吗？”
“没有，想象力也不多了吧。”
“天哪 。”我实在忍不住笑。
这个人，他还在说，“有想象力也不是诗意的想象力，是想互联网的走向。这个行业的人都是很单调的，如果你已经有条件过得很舒适的话，你肯定不可能这样拼命地往前冲了。” 
我惊讶的只是他毫无内心的分裂感，1996年他从西安来北京读高电压博士时，写了10年的诗，带了2000多册，12个纸箱，从口粮里节省下来的文学类的书。8月份，因为电脑公司的同学说“可以增加点收入”，开始写计算机方面的文章，在这以前他对这个行业从无了解，也从不感兴趣，但从那时候起，“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就不一样了。”1997年以独立撰稿人身份写稿。1999年批判微软“维纳斯计划”的文章出来，影响力达到业外。去年9月停学办公司。
在朴素的功利主义与浪漫主义之间，他居然毫无摇摆。
“我这个人，在文字中是很理想，很浪漫的。但在现实生活里表现得非常现实。象我喝酒，可以喝到十几瓶啤酒，但从未醉过，我知道那个极限，到那里就决不会再喝。” 
他并非为自己而生活——他不是投机分子和利已主义者，但他知道什么是肥料，农药，和破旧的房子。“这是真实的生活/劳作的人总是疲惫/生着病/咳着血。”对他来说，贫穷一直是悬于头顶的沉重死板的巨石。 
“我爸爸非常喜欢喝酒，我上高中时最大的理想就是一定要找一个比较好的工作，每天买酒给他喝。结果等到我毕业的时候，我爸因为身体不好，不能喝酒了。”他说起父亲总是有一点悲哀的神色。
他的一首诗写生病的父亲，格外沉郁顿挫，结尾说“大街上/田野上/谁需要一个贫穷的父亲/谁需要一个伤心的儿子”。
父亲近年沉迷赌博，他也不好劝，只有说：“你身体不好，呆一会儿就回来吧。”
他是长子，对父亲一直有这种奇异的了解与悲悯。
直到上研究生，他都在放假前一两个月锻炼身体，为了回家干农活。“累，在三十五六度的天气下，汗也非常多……但非常好。”
我看看笔记本上记的他在1989年的诗，“比我们更高更大的作物们/纷纷匍匐下来/我们弯腰/默默除草/让四面八方的波动告诉远方的人/种子的由来就是/我们的由来。”
我们进了路边的小馆子，他要了几个炒菜和酒，给我要了一份奇形怪状的拔丝苹果。周围是尖叫的小孩子和为股票争吵的男人。
“中国人在骨子里是很有饥饿感的。随时需要争生存空间，再有钱，骨子里还是个贫民——这样也是好的，象美国那样一个‘非磨擦’的社会，人多么寂寞。”方兴东说。
我想起有人说他的文章“快意恩仇”。
“特别是微软的时候，我就一个人啊，他们动用了四个公关公司，从各种角度要怎么着，压力特别大，但是状态特别好，每天都是要跟人打架似的。这样无所顾忌，”他双眼闪亮，兴奋感久久难去。“互联网是一支爆竹，它在透支你的生命，你现在还年青，兴奋，身体又比较好，感觉不到。但不管将来怎么样也不会后悔，再没有这样的机会让你这样折腾了，”他顿了顿，笑了，口气揶揄。“哪一天落魄了，正好去写诗。”
邻桌几个刚进来的年青人忽然探过头，“方兴东吧你是？”问他办网站的事，约好第二天去他办公室谈。
“中国没有互联网，精神状态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他语风简断，“上个月去美国，在MIT，很多人对张朝阳不服气，我说‘那你们去试试看，’互联网让一些没有钱，没有势的年轻人，在合适的时候，站在合适的地方。还应该有更多的人站在这个位置。互联网的变革力量让他们的心态、价值观要比过去的人好的多。——用不用互联网倒没有多大的意义。”
我不习惯一个这么有生活兴奋感的诗人。打断他：“老了以后呢？” “一定回农村去吧。我身上诗人的这一部分可能是对过去的迷恋，小时候的春天特别美，那时候上学坐不起公共汽车，一路走回去，真是美。去年回去专门走了一趟。非常累……村里的每一个人一想起来，他这么多年的经历都能想起来。任何地方，十年，二十年前，这里长着什么样的草，我都知道。一下雨，我就知道哪儿会有鱼。”
“小时候， 在村里，一个人。很孤独。夜里，常去小山坡上坐着……”
他声音轻到我听不清。 
“现在我很难忍受一个人生活。我曾经非常内向，很自卑，那时候真孤独。高中时的日记里写‘上帝为什么要让我长这么高？’你觉得可笑是吗？但是当时让我苦恼之极。直到中学毕业，从不和女生说话。”他解释性地抬头看看我，我点点头。他的诗里写过“多么苦呀/没有爱人的岁月”。
但彼时他已是知慕少艾的年纪，看《平凡的世界》看到骨子里，到西安念书时他专门去问路遥“为什么要让田死？是因为你不知道该怎么写下去了。”路遥沉默了一会说：“你就这么想吧。”
他欣赏的女性是哈代《远离尘嚣》那个女主角，《飘》里头的郝思嘉——“挺有个性，挺坚强的。”
“大学里东北一个女孩，1988年一个晚上，我们一起跳舞……可是，要我去表达，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也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后来1989年恋爱，写信是生活中非常好的一部分，情书……一天两三封。4年。我提出分手。那是我一生中唯一对不起别人的事。”他耿耿于怀，“那时年轻，以为将来还长，还有很多……现在？……我有个最佩服的朋友，1987年到现在，一直在苦苦地爱一个人，我跟他说，爱情，这东西，你要认为它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他对自己的话肯定地点点头。“和谐地生活在一起是最重要的。”
孤独，在一个人的生活里被成功地，干净利落地拨除了。我打量这个人，再让他接近诗，除非是很大的命运性的力量，或是，很久很久的时间吧。
可是。 
“孤独……，”我们站在同方大厦前等车时，黯淡的夜里，他对着一街的灯火，沉默了一会，却让我意料不到地说：“也许，还是有吧。”
车就来了。
在回去的路上，我打开他的书，第17页写着“抽掉孤独如同抽掉一个人的骨头/而生活就是干活/干活就是一种投入/就是要无限地重复一个动作/使一切不易断裂/我必须忍住/一种呼吸和哆嗦/必须把劳累和紧张平息在尺寸纸间。”想起他在 结完帐出门时突兀地说了一句，“诗不能成就我，但让我发现我自己。”
是的，他是知道的，他早已知道。


莲花说，我在水上飘荡
黄永玉的家在北京边上，去的时候要一路问过去。附近的村民倒都知道他，“往东开，看到路口画的荷花，就到了。”
他的门前写“内有恶犬，非请勿入。”
他开门，贝雷帽，一枝烟斗。扫众人一眼，“啊”了一声，算做招呼。两手插在裤袋里，径直带我们去荷塘，荷池座落在北方村野间，加上几分萧瑟，有一种非现实的气息，像他画过的红楼梦里黛玉引李义山的那句诗，“留得残荷听雨声”。一池的秋光，云和烟。风吹过，檐角铃挡响，那只大斑点狗就吠几声。我冲它轻声说几句，比比手势，“没事的”，它就温柔地呜咽一下，伏下身。
绕过一篱蓝色牵牛，从累累的“红得像假的一样”的石榴底下拐过去，“熟的时候，摘几篓，寄到香港去送朋友”，他在结满暖黄柿子的树下停住脚。
坐进厅里，他指指门前的腊梅，“有嘉庆的，乾隆的，三十几株，淡黄的，香。”
屋角一口老座钟，他书里说一直喜爱古人的句子“风吹钟声花间过，又响又香。”
背后是朱熹的字，四联幅，真迹。“当年人家看字这么大，不信是真的。我说给我吧。谁说朱熹只能写小字呢，嘻。”
隔了几十年，又重新庆幸一番。
头顶是罗马式吊灯，他画的式样，叫湘西的铁匠用黑铁打出繁复的花式。“一千多只灯泡。只亮过一次。那次开画展，来了600多人，那天晚上，车排到几里之外……所有的灯，全
开了，是何等……”
是，何等的似锦繁华。
门外车响，他女儿，孙子要离家去香港。他低下身，小孩子在两颊一边亲一下，挥下手，转了身。
 “现在，就剩我一个人了”，重新坐定后，他无意中把这句话说了两遍。黑狗在他膝边伏下，在一地的阳光里微微打着盹。
四壁都是窗。于是我们聊他一生的窗口。他最初的记忆是在湖南凤凰，两三岁时的“棘园”——矮棘树上青嫩的大刺，细碎浅白的花，黑瓦檐，远一点，是蓝的山和闪光的河流。“最留恋的窗，是它了。”
彼时人生忧患未生。小孩子，躲在窗台上，贪婪地看早春三月。
12岁时离家，颠沛流离。
并无人敢欺侮他，“小的不用说，大的，打了我，我就缠着他阴魂不散地打，他睡觉的时候，吃饭的时候……一连打三天。”
打架，穷，饥饿，冷，热，寂寞。抗战时期的流亡。几卷书。狂热地刻木刻——一个十几岁男孩子的江湖。
1943年在江西信丰，贴街的大窗，没有窗框，每日一早，雾，阳光，满城鸡啼都进来，他斜靠着窗，吹法国小号，给远远走来的女朋友听。
 “咦，那么穷还交到女朋友?”
 “是呀，不知道她为什么喜欢我。”
桌上有他当年的照片，十几二十岁的年纪。我看了看，对他说，“我知道为什么。”
他得意地笑。
当年与褐颊大眼的女友告别时，他说，“等赚到勉强生活钱就来接你结婚。”
一等到了1948年。新家，在香港九龙，极小的屋子，窗用漂亮的印度浓花纱装点，叫做“破落美丽的天堂”，窗前有木瓜树和井泉，还有“钻石般的夜城”。
当然仍然穷，几个朋友一起吃“童子鸡”，吃完面面相觑。他说：“快，给《星岛日报》叶灵凤打电话。”一边拿纸对着饭店水柜里的热带鱼画张速写，手指蘸点酱油抹几笔上色。等他的老主顾叶先生赶到，一边微微笑拿过画，一边支稿费给他。付过账还有节余，几个穷朋友分一分，呼啸而去。
什么都做，投稿，画画，写电影剧本。攒够钱，夫妇两人“装了一大袋钞票”，回湘西看看。一路枕着满是幽兰和芷草的辰河，听对岸终夜的渔鼓，月琴，大筒，唤呐，三弦……
河街一带尽是灯火。
唉唉。听的人眼神飘散，只顾叹息。
他看一眼钟，忽然说到别的事上，“上次杨振宁夫妇，范用夫妇，丁聪夫妇……来了一大桌，我一一给介绍一遍，入座。过一会大家又互相客气地问，‘您是?’我说，‘别问啦，再说一遍呢，还是会忘。先吃饭要紧’。”
于是，我们先吃饭。
自家窑里烧的陶碗，每人一碗面。我学他的样子放一勺猩红的辣椒进去。愁眉苦脸地吃了一半的时候，他看看我，“没事，剩下吧。我是要吃完的。”他连汤也喝下去。
吃完饭。坐在玳瑁做的美丽的雪茄盒，无数的烟斗，“黄家制造”的橄榄油……中间。头发盖住脸的沙皮狗睡在我手边。
我们坐一圈，喝茶，听他说从香港回到北京后的掌故。
是年他28岁，是中央美术学院最年青的老师。住大雅宝胡同。同住的有李苦禅、李可染、黄胃、张仃……
高朋满座呢。
他笑，“那年韩素音回国，请大家吃饭，也说到这个词，我问旁边的夏衍，“‘高朋满座”出自哪里?，他一怔，‘是的哦，哪里?’乔冠华坐他旁边，接口说，‘《滕王阁序》’。”
他的书里多的是这样的掌故，亲切得很。写齐白石，从乡下来个70多岁的儿子，来要钱，“不给，就在地上打滚”，齐白石到李可染家避难，全身衣衫里挂满小金条。
看的人都笑。
 “哦，齐白石，不大理人的。”黄永玉仰在椅子上学他懒洋洋的样子。“周总理去看他，跟他说以后画不要卖了，有一幅国家就收购一幅。他也那样靠着，爱答不理。送客到门外。回来时身边人提醒他，‘你知那人是谁?’
 “‘谁?’他慢吞吞问。
 “‘周总理呀，周恩来。’
 “‘哦’，他拇指悠悠一挑，‘角色’。”他学着齐白石用浓稠极了的湘潭话说。
那是50年代刚开始，尚有古风。每天晚饭时，“大雅宝”的小孩子拿着青花小提粱壶去打酒。大伙在大葡萄藤底下，喝茶吃饭。“说笑没有个尽头”。寒冷天气里，在半夜街头，隔着窗子，能听见提着蓝印花布篮子的中年人，卖硬面饽饽。“皮脆，心是软甜的……”
呵。满屋子老昏的秋阳，兜着旧事，陈酒，老友。
文革时也是这些人，都关在一起。李可染每次被喝令发言，连手臂，嘴唇都在颤抖。黄永玉在心里喊，“顶住啊老头，怕不怕都是一样，一定不要倒下。”
轮到他被两个极凶恶的男子批斗，他想，“要是平时，老子一手一个把你们挂在树上，现在，我就尝尝被打的滋味。”
皮带抽在背上，他数着，“二百八十四下。”
整个背都打烂了。
我低下头。
 “回到家，老婆说今天是你的生日。”他笑了，“我跟她说，倒是吃了一顿笋子烧肉。”
 “要从容。”这是他的表叔沈从文，当年那个令人战栗的年代中，在大街上与他错肩而过时，低声说的。
那时他住的地方只供存身，窗子被墙堵上，他画了一副大大的，开满鲜花的窗口，挂在那个位置。1970年在农场劳动时，弓着身子打着电筒在被窝里写情诗，题目叫《老婆呀，不要哭》。“你的眼睛，像故乡三月的小窗和棘园……”
日后在意大利，他的房子，为了坚持要巨大的哥特式的窗，还与政府小小地交涉了一番。
在达芬奇的故居旁，他一年中画40多幅画，翡冷翠，婀娜桥上的黄色月亮，还有湘西的虹桥。
我看过他画《罗马，最初的黄昏》，两颊发麻。
 “呵，那幅。”他欲言又止。
那样古旧败落的房屋，和老得快要死去的夕阳。他在斯时斯地会想起在北京时常去的十三陵的那些废陵吗?
他在书里写过的， “荒草颓垣……山影似的远处高耸的陵殿……静得很，偶尔才一两声鸟叫……有时下午去，有时早晨就去了，开着那辆现在已经报废的白车，坐到黄昏。放羊的来，就叫他一起坐下喝茶。他说，‘老头，你不怕?’我拍一拍身边的双筒猎枪，‘怕谁?我有枪’。”
在西雅娜，两只老狗陪着他，“隔着老玻璃看雨，听雨，看雪，听雪……”
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
于是辗转来去，以为在香港与家人一起终老，却又买100亩田，留在这个有满塘荷，有飞起的檐角和老锈的铃铛，有火红榴花与暗香腊梅，有旧雨新知的地方。
 “是最后一个窗口了吧。”他悠悠地说，“在湘西长大，从小看杀头，生死的概念不一样……将来，骨灰也是不要的。”
是的，生命倏忽。
但是我猜他一定痛恨过老。痛恨过这样涩的眼，这样侧过身才听得清的耳朵。这样在阴凉的大屋坐久了，腿会痛的年纪——那是67岁时带着他在“全巴黎的街头巷尾到处乱跑，随地画画”的双腿。是26岁带着他从福建永春走两个月回湖南的双腿。是17岁时爬上树去摘弘一法师的玉兰花的双腿，是
两三岁时爬在窗栏上往外看的双腿……
 “什么时候，再回凤凰一趟。”他转头对侄子说。
 “等三月间杏花开了，下点毛毛雨，远近都是杜鹃叫，哪儿也不想去了……”
十几年前，沈从文病前，也是他这样劝着，陪着回去过。十几个人带着锣鼓来唱“高腔”。
 “头一出是《李三娘》，唤呐一响，从文表叔交着腿，双手置膝肃穆起来。
 “……不信……芳……春……厌，老，人……”
听到这里，他和另外几个朋友都哭了。眼睛里流满泪水，又滴在手背上。他仍然一动不动。
那时的黄永玉，还不到60岁吧。
我们看10年前香港电视台在意大利拍他的纪录片——他身子在草地上打滚。我回头看看他，他斜在椅子上，也忍不住微微笑。
仿佛着到河流从他身上穿过。
我轻声问他最朴素的人生哲学。
 “平常。”他想想，举七仙女的例子，“她是玉帝的女儿，谁都可以嫁，孙悟空，猪八戒……或是凡间帝王家，有的是高干子弟，可她嫁牛郎，因她什么都有，只缺平常。”
他现在庭园恬淡，岁月不惊。每日上午，下午，晚上，写作，画画，正写20万字的小说。
 “写我自己，和经历的世事。”
我忍不住说：“回头看这些年，也许会像杜甫写的‘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
他沉默一瞬，明净的秋光照在他脸上。院子里风吹过草木，有温柔的脆响。
 “嗯，”他点一下头，“相对如梦寐。”
临走时，我扶扶他的臂，他穿着深绿的手织毛衣，粗棒针的，粗糙地，温暖地，硌着手心。心里也像被轻轻地擦一下。
回去的路上，太阳斜了。路真长，都是灰尘和人群。我翻开他送的诗集，有一首，是纪念保罗•安格尔的。
我低低读出声。
 “莲花说，我在水上漂荡……再也不能回到故乡。”
写在1991年，香港。


流金岁月
看见丁薇会知道，那些镜头上、照片上的彩色织锦，金锁片，坠满流苏的头发，都不是她。
她瘦，穿牛仔裤，深灰毛衣，平跟鞋，容色清楚。
坐定后，要一杯咖啡，“热热的。”
然后咬一支眉笔，一手将头发拢后去，开始为一个小时之后的演出化妆。微卷的发从耳后散下来，拂到膝盖，裸出光洁额头与颈，还有浓眉重睫。
喝咖啡时，贪婪地喝一口，大眼眯起来，差点“唔”一声表示享受。
她和一切生于70年代的女孩子没有两样……
7岁时因为爸爸有个同事“会点儿二胡”，加上“能买得起”，开始音乐生涯。
12岁时的梦想是不想做一个平庸的人，不想朝九晚五地生活，不想接受“这样可能就是人生吧”的规则。
16岁时听苏芮和齐豫。喜爱唱歌，但从没有被人赞美。
20岁时，她是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大三的女生，心事青涩。
 “遇到感情上的挫伤，坐在钢琴边上，随手弹出来。叫做《猜》。”
那年暑假几个朋友要跟大地唱片公司谈签约的事，“跟着去玩玩吧。”于是一起坐火车到北京，住在地下室。
 “特别潮湿”，她侧侧头想了一会儿，扑一点粉，补充一句。
去公司时她站在人群后面，大家都谈完了。她轻咳一声：“我也有一首，要听一下吗？”
三宝听的时候一直低着头，看不清他的表情，然后他抬起脸问：“你要不要转学到北京来？”
回上海的夜车上，一路上摇摇晃晃，她还有一刹那的怔忡，“不会吧?真的?这样就行了?”
 “太恐怖了”这边三宝正拿着小样到处给别人听，“这个女孩会写词，而且写很爵士的东西，又唱成这样……”
过了一个月，公司到上海来找她签约。
很快出第一张专辑，叫《断翅的蝴蝶》。那是1995年，乐评人难得见这样清新的女孩子，“又有一点蓝调，另类”。众口一词地说好，但紧接着是销售上的失败。
 “对我打击很大”她低下头，细刷在眼睑上扫过，“我在想，做音乐，天真就够了吗?”　
她决定停下来，只给别人写歌。《女孩与四重奏》的第一个版本，写给马格，公司的企宣。一个“挺噶”的“长得不好看”的戴眼镜的姑娘，“平时喜欢听一点欧洲的……像Massive Attack那种小小的感觉。”她说。
她和金武林跟马格开玩笑，“你想唱歌吗?”
 “想啊，我能唱吗?”
 “怎么不能?我们帮你做。”她说起当年的对白，微微笑，“金武林一个特别喜欢做种种不可能的事的人。他觉得一个人只要感觉好就可以唱歌。”
她负责写歌词，名字叫做《女孩与四重奏》。她试着忖度他人心事，“那样的人，表面上很平凡的，但内心里和大家一样很努力地渴望被人爱吧，她应该代表大部分人歌唱，这是很有意思的。”
 “所以第一句是，”她唱给我听，“我该不该穿那件花衣裳在等你/……” 
我心底轻轻晃了一下。
当年听到马格的这首歌时，我还是个台DJ，那时候每天有大藏，字母，大地……各色唱片公司寄来的小样，……沈庆，郁冬，呼啦啦一大批人，好像一下子从地里长出来的。但是黄金岁月的光在他们身上闪了一下，又过去了。
 “马格现在呢?”
 “她？”她笑了，“不知道，可能在哪个公司上班吧。”
5年过去了。
 “我等得太久了／等得心也灰了，我想得太久了／想得人也累了”今天她再出新专辑，重填再唱这首同名的歌时，竟然红得不得了。只是，歌词中已经满是时光的痕迹。
 “我在学习。”她递给我那张叫做《丁薇＆开始》的唱片，封面是她在行走。两侧是砖墙，塑料，铁栏……粗糙坚硬的世界。她不言不笑，光从四面八方来，照在她脸上。
当年大学毕业后，来到北京，在这个“可以穷，可以普通地活着的城市”，四处搬家，几乎没有工作。但作曲系的经验是可以帮助一个人一天写10首歌来谋生。
 “所以我要学着忘记这个，干脆不写。等。”
灵感?我好奇极了。
 “是那些上天放在你脑子里，放给你听的，你听到了，就记录下来。”她放下睫毛液抬起眼，坦白地看着我，大眼在夜里晶光闪烁。
我“嘎?”一声，想了想自己，心里叹口气，才继续往下问。
“是的，”她说，“音乐是很神秘的，我在这个世界上行走，有时候可能什么也看不到。但在我想要发现的，什么都看得到。所以为什么我的专辑有特别北京冬天的感觉，因为我的确在那个季节写作。不管走在哪里，你都躲不过那样的冬天。像风声……还有，下雪的时候……人要在窗前站很久，在那里沉浸下去。想起可能是内心里最痛苦的事。”
然后在一本日记里，用支离破碎的字句，写下一个人的疼和孤单。然后变成歌。“雪渐渐停了/安静了。路灯熄灭了/天亮了。”
她的歌大多有冥想的气息。很女性，但毫无脂粉气。
 “我强调女性的角度，以前我总在两个人之间的事情上绕弯子，想不通，很较真。为什么他会这么想，为什么他会那么做。长大之后，发现并不是这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两性世界的矛盾就很强烈。男人和女人就是不一样。有些东西就是沟通不了的。甚至有时两个人在一起像是一场战争。我会明白这个，接受这个。因为有些事情不是我的力量能够改变的。”
所以这自省的女子，歌中充满如蛭附骨的孤独与疏离感。
 “开始/怀疑自己……开始/嘲笑自己的扭曲。”
那样凉的歌词。几乎碰不到精神的热度。可是，音乐却带着兵气，用低鸣的弦乐编排和强劲的House节拍交合来衬出异样的绝望与狂乱，甚至妖异。
 “在音乐上我比我的人更放肆，更张扬。”她用指尖蘸一点蓝染在眼角，睫毛的阴影盖下来，像只小手掌。“我真正喜欢的生活……是很懒散的。在百无聊赖中看看书，写写东西，然后90%的生命给音乐。”
朋友也都是幕后的音乐人，金武林，刘效松……大家聊天，吵架，吃饭，做音乐，把每个人的东西，一点一点加进来。
 “结果像化学反应一样奇妙，每一步都知道是自己做的，可是最后那一瞬间，都怔住了——是吗，这是我们创造的吗？怎么会鬼使神差地变成这样了呢？”
她侧过脸去和助理商量用哪种唇彩时，我把唱片放进随身听，戴上耳机。
她声音清越，“树叶黄了，就要掉了，被风吹了，找不到了……”
背景却是北京首席合唱团的和声。啊，她的声音几乎淹没在那样苍茫的人声里，像青春，不自觉地沉浮于万人之海。而弦乐翻卷，如有另一个人在对岸注视这女子，悲悯拍打着心。
编曲是金武林。
 “他在我的音乐里放进了自己。”她说。
于是这样重的力与这样轻的美。这样的男子与这样的女人。如逝如流的人生也有了庄严。
他处处都在。《你的独舞》中，他，化作一架钢琴，体贴地和着年青女子沉静寂寥的声线。如同无言的赞美——赞美她在雪的光与线条中旁若无人地沉溺。赞美只有女性才做得到的哀伤无邪。
 “我需要他的力量，”她说，“加入女性毫无侵略性的美感中。”
那曾是令很多人怀恋的她在青春期时洁净清浅的情调。
 “他们停留在那个年代的气氛里，但我已经来到这里”，她的话清坚决绝，有金石声。
我问她这些年在她身上最大的变化。
 “在音乐上更自信，更主动。”她什么都做，写歌，编曲，制作助理，包括钱怎么报销和分配。
 “我明白了什么是流行音乐，明白了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歌手。”
她要做Richie lee Jones和比约克，不见得有年度奖和唱片销量，只是一直存在下去，“无可替代，无法划分。”　 
她咬住下唇，有一丝出神，面容明净，没有一丝尘土气。像禅语中说“银碗里盛雪”。
 “我希望一直跟上这个时代，和另一些人，慢慢地，一点一点地，随着岁月增长，走在一起。”
是吧，应该是这样。一群人，浑然不觉地爱了，忘了，笑了，吵了，累了，病了，老了……但是应该有那样的时刻吧，“音乐响了/让我哭了。”
是了解，也是安慰。
她解开发夹，长发散落两颊，她揽镜自照，“唱堂会去”，自嘲地笑一下。
我们站起身，握一下手。
然后她穿过藏蓝色的夜，穿过了很多灯，走进声色喧哗的人群里去了。
我转过身，走到街角，耳机里她正唱到“冬天来了，觉得凉了/水不流了，你也走了……”
弦乐骤起，漫山遍野都是。头顶是巨大的星，巨大的月。


我的心遗落在1989
那天下午，上海的雨正下得巧，若有若无。
一架钢琴，背景是满天的金色碎星。一场人，穿西装的中年男子，结伴来的成年女人，大学女生和染金黄头发的少年。500多人，密密地坐着，低声私语。
他穿酒红色衬衣，大步从甬道来。人声与灯光立刻铺天盖地而来。
他站在话筒面前，一挥手，声与光俱灭。
然后《一场大雨》的电子乐轰然而起。他在台上，与冶艳女郎以舞姿周旋，戴墨镜的造型像极詹姆士邦。
事隔10年，费翔开始他在内地的第一场新专辑的歌友会。
场边有人手持一张1980年的《流连》，有他极年青时照片，头带花环走在海边，宛若希腊传说中的美少年，淡蓝眼眸和扑朔迷离的眼睫毛，当年曾俘惑众生。《流连》在那年的排行榜上是第一位，第二位是罗大佑《恋曲1980》。呵呀时光。
他唱完第一支歌，我们坐在场心的吧椅上做访问，这样近地看他，确是像异族人。
我问他哪一首是他心爱。
 “嗯，那一首，”他轻唱，“再见了关于你和我的对与错，我站在屋顶望着遥远闪烁的灯火……我第一次在唱片公司听到时，愣在那里，这是写给我的歌，怎么会在这里和它相逢?”
那一瞬，看到这人骨子里属于中国男子的那一点酸楚与怅惘。
 “你能觉得你和这片土地之间神秘的联系吗?”
 “1986年我回到北京，第一次见到我姥姥，一个戴老花镜，穿对襟袄的老太太，她张开手拥抱我。几十年过去了，她居然没有诧异她有一个这样高大的外孙，而且有一半外国人的血统。她只是用怀抱接受了我。”
场上大多数人笑了，都还记得1987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那个坐在台下的著名的姥姥。
 “她已经过世了。”他忽然低下头，下巴微微颤抖。全场悄无声息，像潮水落下去的一瞬间。
 “天边飘过故乡的云，它不停地向我召唤……”他缓缓唱。
这是当年曾使他一夜声名翻卷的歌，当时年青的他每在人群中唱这一句，立即尖叫四起。他为这骤然的红，深觉人生安排令人茫然无措。此时唱来，只是一名男子，仰面向天，寻求生命来处的感怀。
1989年，他走遍国内，最后一场演唱会，在长城。我看过照片，狂热的人群，举着长长的标幅，上面只有反反复复的三个字“不要走不要走不要走……”
他还是走了，去过“虽然不知道未来，但一定朴素的生活。”
初到纽约时，一年时间没有事做。与一只弃猫，在异乡夜里相互取暖。
然后是歌舞剧……百老汇的《西贡小姐》……世界巡演。
这40岁的男子，世路如今已惯，一只笔记本电脑，三只手机，行李寄存在各座城市的酒店，随时起脚去往天涯。
台湾《超级星期天》的主持陶子是他的拥趸，为了这个女子的心愿，节目组辗转在纽约找到他。得以重回故地。竟由此勾连起旧日的歌手生涯，人生传奇如是。十几年前已离散的人群，凭据他的歌声，得以重聚：
当年的青涩少女在大雪中的别离时听《我怎么哭了》，一群莽撞少年在夏日的某个下午合唱《牵引》……一时间，大家对他诉说，仿似他便是一去不回的青春。
送花的人，与他拥抱的人，上台对唱的人，都哭了。他温煦微笑，轻拍他们背以示安慰。
——可是过去的，不也有他的岁月吗?
他缓步下台，选了惟一一支不在专辑内的歌唱，《Yesterday》，前奏起时他斜斜靠在钢琴边上，有一瞬失神。缀满小珠子的亮蓝衬衣，在灯底下满是碎的光。想起开场前问他这一场里哪一只歌是有私人意义的，他说完《Yesterday》，欲言又止。
我想问，但，从哪里问起呢?……如果过去的是l0年。
只知道他一样熬过锥心疼痛，最爱的人离开时对他说，“如果你总想控制人生，就不会知道什么是奇迹。”今天他说起爱情，笑容已明朗诚恳，“要爱人逾于爱己”。
是了，他已在不惑的年纪。
听的人也渐渐老了，贪恋的，都是故人，老歌，旧情怀。
……啊，他开始唱《she》，简无可简的黑色套头衫，怀中一捧白玫瑰。环场一枝一枝分送给在座女性。全体女人一刹那都化作水。
中国女人，少被这样尊贵宝爱。
 “she may be the face I can’t forget……”他低下身，吻吻
其中之一的发。那穿牛仔衣，结一只辫子的普通女孩面颊微红——呵，一定是她生命中的珍贵时刻。
这么多年，这样多异乡长夜，这么多揣测流言，他仍有罕
见的没有磨损的温文。
已近终场。明日又隔天涯。
全场与他在温柔灯光中清唱《读你》。
 “读你千遍也不厌倦，读你的感觉像三月……”
声音清而轻，少年的歌啊，今天到了唇边，是这样淡如微风。
想起开场前，他一个人在空荡荡的台上试音，穿黑色风衣，牛仔裤，手放在耳后，微仰着脸，唱到副歌部分，他的声音在黑暗里四溅“曾经爱过你……”
弦乐骤起。
我忍不住眼睛一热。


苏瑾：是莲叶，不是莲花
11月14日，下午3点。一家披萨饼店。“在这里”，我从高转脚椅上转过身向左侧招手。苏瑾大步走过来，黑色外衣，牛仔裤，不施脂粉。但客人都注视她，目光久久不去。
她坐定，要一杯中国茶，脸颊微褐，大眼黑白分明。
我们曾见过一次面。一大桌人，她对人人有问必答，但永远只几颗字。其他时间认真吃饭。
有男同事事后说，“咦，也不见得美嘛。”几个女人却喜欢她没什么尘土气。
何况她喜爱王安忆，村上春树，奇斯•洛夫斯基，昆汀•塔伦蒂诺，杨德昌……
听陈升。
……“你是说一个演员?”有人问。
    
柴静：什么时候知道自己有天分?
苏瑾：很小的时候。但1994年来北京拍戏时，屡屡碰壁，每见一个导演都说不行。
柴静：你那时候状态真是不适合演戏吗?
苏瑾：不，那时的基本状态比现在还要好。介于单纯与成熟之间，精神非常丰富。表达力会更强。就像一个人在十八九岁的年华，她可能长得很青涩。但青涩里有一种味道。这种时期一旦过去，就再也无法找回。但也因为这个可以沉静下来看书，看电影。我很晚熟，一直很懵懂。就是这一年，精神上的成长很快。
柴静：你那时候的趣味是什么样的?
苏瑾：我看很多片子。《红》，《白》，《蓝》，《哭泣的游戏》……看得越多，越能分辨出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什么是不够好。有一个朋友，他在绘画，音乐，电影上给我很多影响。他对我说，“你一定会有机会的”。为什么?他没有说，我也就不问。但那种感觉……是很安慰的。
柴静：你那时候能确定自己跟别的演员不一样吗?
苏瑾：对，我已经清楚地知道，我能演好，有这样的能力。虽然那是受挫最多的时期。
柴静：什么样的人有这样的能力?
苏瑾：要有天然的个性魅力。要比较敏感。有一个小男孩，弹钢琴给一个老太太听。熟练，流畅，又高难度。他很得意地征求意见，老太太说：  “所有的音都对，所有的音乐都不对。”再打个比方，你看，你可以从那边走过来，拿个盘子，跟服务员说几句话，再走回来。你可以做到技术和节奏各方面都没有任何问题。但是要做得与众不同，这不是每个演员都能具备的……还有，你不觉得吗?好的演员都有三分诡异。
柴静：你从哪个华人女演员身上能看到这种魅力?
苏瑾：陈冲。《红玫瑰与白玫瑰》里，关锦鹏说她“连声音都会演戏。”啊?……是，我也觉得她不是很像小说里的王娇蕊。她跟那类女子是两回事。
她有极强的直觉，对人性的复杂性有敏锐的好奇心。说话时语速极快，但话语与话语间的静默往往很久。她沉浸于冥想时，双眼格外清澈，可以感受到她无法表达的，有时是十分锋
利的思想。说到有人要她为电视艺术献身时，“Bullshit!”。她像个孩子似的涨红了脸。
苏瑾：区庆春其实是海岩心目中的自己。
柴静：为什么?……那好，不谈太私人的看法。，从读者眼光看呢?
苏瑾：他很离奇。我去过他办公室，坐在他那个大办公桌面前……你可以想像他作为一个老总的生活，接触的人……可是，他写这样纯粹的爱情……你有没有看过《玉观音》?
柴静：看了，我觉得安心比区庆春更接近小市民道德的要求。
苏瑾：区庆春其实是蛮深刻的人物，她很人性，个性更有深度。这种人物不是人见人爱的角色。不可能被完全接受。
柴静：你拍之前意识到这个吗?
苏瑾：没有，那时我对她的看法也很模糊，所以拍戏让人成熟。让你知道有这样一种人存在。她身上人的气息很浓郁。从演戏里得到一些自我满足的喜悦。
柴静：戏里能够释放自己?
苏瑾：没有，皮毛而已。你看张曼玉多么幸运，26岁以后接的都是好戏。
柴静：那你在看书的时候会不会有这样的时候，说“我想演这个角色”?
苏瑾：有，但肯定不是王安忆小说《我爱比尔》里阿三那种，也不是王琦瑶《长恨歌》那种。她们身上的某些东西，是典型的上海女人具有的。
柴静：那你的倾向是什么?
苏瑾：我想演林徽音，不，她不柔美，她有内在的力量。后来我看过《林徽音传》，史料不太丰富。我看她的照片。那女子……让你一看就会非常喜欢。你很难说清她属于哪一类。什么都有一点，长得特别青涩。是莲叶，不是莲花。还有一点让我觉得我们之间的联系……我爸爸是嘉兴人。她祖籍也是嘉兴。
柴静：梁思成说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可见真是好。
苏瑾：我觉得那样的女子会有那样的爱情，也会有那样的婚姻。
柴静：网上有人建议你演小龙女呢。
苏瑾：不演，太单一，太闷。
她很喜欢刘若英，爱她几年前一张专辑里的歌，  “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像我这样为爱痴狂?”直白，勇敢，毫无粉饰、另一方面，又有倨傲的自尊心，在感情上“不完全，宁可无”，她是易卜生主义者。个性里都是类似的线条——近于刚烈，却有一种女性到极致的妩媚。
柴静：你怎么理解两性之间的关系?
苏瑾：南方女孩子都有点大女子主义，江南一带，女性当家。这样的两性关系很稳固。因为男女之间一定有人占上风，有人是下风，不可能平等。如果男人为主，感情一定很动荡。他应该在情感上依赖女性才好。
柴静：你骨子有江南女子那样坚硬的内核吗?
苏瑾：我……金庸小说里写大军攻城。守城的有儒，道，佛诸家，我比较接受佛家的态度，“守也是空，不守也是空”。是，曾有一度很虚无。比较悲观。现在入世多了。
柴静：有过看上去很女性化的阶段吗?
苏瑾：有，留很长的头发，穿那些丝的，绸的细腻质地的衣服。现在越穿越粗。恨不得一条粗布裤走天涯。
柴静：我很难想像你跟其他女性……比如说你在金鹰节的后台，等着上台的时候，和其他的女演员聊些什么?
苏瑾：嗯……不是我不想聊，而是她们聊的东西，我插不上嘴。很苦闷的(笑)。做模特那么多年，在后台，从来没有跟别人交谈过。
柴静：你不觉得跟人群很疏离?
苏瑾：其实现代人都很孤独。大多数都是很孤单地生活着。
柴静：幸亏你是演员，雇主是大众。
苏瑾：为什么，我太坦白?
柴静：你注意你日周吗?
苏瑾：你的想法总有一部分人能领会，也总有人觉得不好，没所谓……从另一个角度说，从小被人瞩目的女孩子，不太注视别人。其实人应该学会看别人。尤其是演员。应该体味你身边人的生存状态。知道别人怎么生活。
柴静：有没有觉得个人命运和这个时代的联系?
苏瑾：有，我常想，晚生10年就好了。
柴静：要是你面容平凡会去做什么 ?
苏瑾：老师。比较尊重和欣赏小孩子的那种。不会取笑他们，也不会天天捏人家脸蛋说人家好可爱。
这类经验可以追溯到她的童年。她自小即被人瞩目，除去眉目清秀外，还著名地沉默——小小年纪便这样狷介。用她的话说是无来由的忧郁。
 “独生女真的很孤单，你相信吗?”她注视我。
可以想见孤单曾怎样啮咬少年时柔软的心，夙夜匪懈。
今天的她与各色人等交接得体，大笑时十分阔朗。但面容上仍残存那一苣青涩的孤寂气息。
柴静：那时候没有朋友吗?
苏瑾：有一个。她跟我完全不同。是对生活要求很简单的一个人。很热闹的那种。当年……呵，当年她总是对着我手舞足蹈——“今晚会放米老鼠和唐老鸭”。我心里觉得她可爱，但还是斜她一眼，“弱智”。
柴静：漂亮吗?
苏瑾：嗯。也是高高的，瘦瘦的。
柴静：咦，你们俩像亦舒的《流金岁月》。
苏瑾(微微笑)：记不记得叶倩文在电影里唱“金光里……”
柴静：她现在呢?
苏瑾：某个城市吧。  (她轻叹)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回过头看，觉得她是对的，应该像她那样生活。
柴静：唉，有一天我们再来拍《流金岁月》，好不好，你来演蒋南孙。
苏瑾：要快点哦。要不然我老了。
我们在时代广场门口告别，苍灰的天，欲雪的天色。满城灯火有如黄金。她挥了一下手车轰轰地向金光闪烁的街心开下去了。


亲爱的小段
我还记得，第一次看见小段是在公共汽车上。
她正向窗站着，穿矿黑的棉罩衫、棉白布裤，空脚穿一双球鞋，手扶着窗，皙清的手指，静静地不言不笑。
我还记得那天下着一点雨，街上很干净，叶子饱含着水，绿得黑亮。
又过了很久我们才互相认识。高三分到文科班坐到一起，放了学也在她家K书。小段家有阔大的阳台，她教我看城市天际线的日落，虾红、鲑红、亚麻黄、芒草黄，由粉红而黛绿，或是烈烈如焚的赤金……她学油画，至大理想是美院毕业后去俄罗斯学画。我的前途无可无不可，只磨着她想学自制纸的手艺。她懒，买了大本的日本硬浆纸敷衍我。
奇怪，那么要好，却没有勾过肩、拖过手，连心腹话都留在信里说。信里学着三毛一遍遍地写，“亲爱的朋友”。
高考完了，我们都不担心成绩，结伴去游泳，认识大学生杨格。这人终日一条李维牛仔裤、卡其布棉衬衣拖在外面，两手抄进裤袋百无聊赖的样子。从此三人行。
杨格有辆飞雅特。我跟小段一前一后挤在后座，被带去十三陵那些只有放羊人才去的废陵。把席子和小段的画具搬到荒野败落的庭院，小段画废陵的黄昏，我和杨格枯坐着，用双耳机听罗大佑《告别的年代》，风像水一样浸遍全身。杨格的眼睛里渐渐有闪动的意思。我低下头，热直逼到脸上来，却没有抬眼回应。
回去的时候下大雾，水气重得像河。杨格的车灯破开一条路。他说：“坐稳，抱紧腰。”坐在他身后的是小段。小段身后是我。在茫然难辨的雾夜，只有紧紧地、紧紧地环住前方人的腰。
后来几次出去坐在他身后的一直是小段，他们跟我渐渐聚少离多。我一个人困在家里看影碟，着迷于《Learing Las Vegas》的颓废气氛。Sting的歌声一起，我便烂醉。不开心的时候看周星驰，一个人笑得滚来滚去。
成绩下来，我去南方一所大学。小段得偿所愿。赶去她家庆贺，开门的是她妈，一脸气怒，说小段要弃学去杨格在的城市里念一家工艺美专，劝了她几天，竟不哼不哈地离家。
我费九牛二虎之力在小曼家找到她。一进门她云淡风轻地向我打招呼。我压下气，苦口婆心地死谏，她有礼而忍耐地听。
我终于忍不住攻击杨格，竟然愚不可及地说到废陵那个下午，吃力地说：“怎么能为……他，这种人呢?”
小段听着，眼神冷冷，像看着一个心机展露无遗却浑然不觉的拙劣角色，然后说：“这是我私人的事，你不用反应过度。”
我急痛攻心，口不择言地说白交了朋友，白写了那些信……
她的脸直红到两鬓里去，慢慢地说：“你都可以收回去。”
我僵在当地。她回身从箱子里拿出装信的纸袋，我气极闷怒，抢过来撕，一地碎片，像三流烂片里的镜头。
走在炎夏的人行道上，忽然想起她在离家时竟将那些信带在身边，我手脚发抖，知道跟小段的友谊就此结束。
在南方玩乐怡游4年后，我回到北京。卖掉出国的爸妈留下来的小单元，租了方庄附近一所公寓楼的第9层，化名无数给时装杂志写稿以维生。某日在其中一本的广告杂志中看到杨格，居然玫红毛衣，湖蓝领带扮少年偶像。我找到拍广告的老辈，老羊说杨格的女友就是广告上他身边那个新人类女生啊，不知道是不是姓段。我恹恹挂上电话，从此死了心。
再一年，居然我妈单位的老张辗转找到我，送来俄罗斯寄给我家的包裹。里面装有大叠纸笺，我最爱的郁金香色。首页看见她的字，我心酸眼热。
 “撕碎的纸片泡在水里，胶质分离后，纸片投入果机。浆糊和水打成糊状，平摊滤网上压干，放入白棉布间，外加报纸木板，用擀面杖擀净，重物压置数小时，取出滤网．拿熨斗隔棉布低温整烫——可将郁金香花瓣一起放入果汁机打。”
还有一张照片，她穿一件灰黑粗花呢外套，浓发后拢束起，裸出鼻额与鹅弧颈项，清冷面孔。23岁的小段，立在俄罗斯纷披而下的大雪里，静静地不言不笑。
我在9楼露台的老藤椅上，从下午坐到暖紫的黄昏，终于在郁金香色的纸上写下“亲爱的小段：”
亲爱的小段。

[本日志由 ztshbzx 于 2010-12-24 08:20 AM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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